六祖寺学术会议| 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与佛教中国化

“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与佛教中国化”国际学术会议于2019年10月26至27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召开，本次会议由六祖寺独家支持，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佛学研究中心主办，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耆那教研究中心协办。会议由龚隽教授和胡海燕教授主持负责，广东茂名灵惠寺方丈、六祖寺教育办主任登觉法师出席了会议并致辞，共有包括来自欧洲、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大陆的14位学者参加了这次讨论。

（登觉法师致辞）

“印度文化中的宗教与佛教中国化”是本次讨论的主题

一

初期佛教与印度文化中的宗教 本次会议的主题所内涵的核心之一在于讨论印度初期佛教与印度其他宗教，特别是耆那教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探究了印度佛教对外弘化与“文化交流”的复杂现象。

上海纽约大学沈丹森（《佛教关于全球文化共同体的构思：概念与方法论的问题》）

他认为佛教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宗教，同时又是一个整体，具有统一性。佛教传播方式和传播路径多种多样，通过不同的语言在多种群体间进行交流，形成的不同的学术中心，佛教思想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各地区对佛教的故事有着不同的理解，民众信仰的对象也展现出各具特色的地方风貌。佛教的思想理念、文学艺术以及人群的传播和交流在亚洲创建了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佛教全球共同体”的文化形态。

大阪大学榎本文雄（《吠陀和耆那教文献对早期佛教研究的重要性》）指出：

必须重视印度在佛教源起时或之前形成的其它文献，研读佛教以外的印度文献是非常有用的。

复旦大学刘震（印度诗人安主的《菩萨譬喻本生鬘》）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展现了印藏两地的文化交流。

刘震对比了《菩萨譬喻本生鬘》这些传世文本的内容、标题、前言、后记和题记，展现这些文本之间的差别，揭示出熏顿·多杰坚赞在印藏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深圳大学吴蔚琳（大乘造像手册<画业论>与湿婆派经典<迦叶波工巧>比较研究》）亦是通过分析梵文文献的方式探讨宗教之间的联系。

《文殊师利说营造明论》和《画业论》是印度佛教工巧类梵典，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部叙述佛教寺院建筑和造像工艺的梵文佛典。

伦敦大学著名印度宗教史教授Peter FLÜGEL（《耆那教舍利崇拜之神话的象征性意义》）梳理了耆那教中舍利崇拜的历史过程，从宗教仪式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印度宗教间相互吸收的案例。

他通过多种文献证明，佛教曾一度独具特色的舍利崇拜，有可能在经历了一段历史时期后被其它宗教活动占为己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新的宗教含义。

德国韦伯高研院胡海燕教授（《萨遮的挑战——耆那教和佛教之间的一场辩论》）所关注的也是早期佛教与印度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尼健子萨遮对佛教的挑战。作为耆那教的追随者，萨遮公然吹嘘要在辩论中击败佛陀乔达摩。在大雄和释迦牟尼的时代，这种辩论方法不失为印度的常见习俗。这场辩论的结果是，萨遮被佛陀折服，皈依成为优婆塞。

二

印度宗教与中国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方面是印度宗教（主要是佛教）中国化过程，而同时在中国佛教史的发展中，从中古到近代也多次出现了“回归印度”的现象，这是中国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研究中被忽略而又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方面是印度宗教（主要是佛教）中国化过程，而同时在中国佛教史的发展中，从中古到近代也多次出现了“回归印度”的现象，这是中国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研究中被忽略而又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

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建欣（《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认为当代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相互理解十分重要，这使研究历史上印度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必然要求。

印度教传入我国大概有以下四条渠道：一是从印度科罗曼德耳海岸，经马六甲海峡、马来群岛，至我国的广州、泉州或其它海港。这条路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二是由印度阿萨姆（古代称为伽没洛国）进入上缅甸。再由缅甸通往我国云南省和西南地区。三是丝绸之路，即从克什米尔，越葱岭，沿着天山南北两路，到达阳关和玉门关，它是佛教传入我国的主要径道。四是由印度经尼泊尔，越喜玛拉雅山进入我国西藏的古道，这是印度佛教和印度密教传入藏地，同时也是藏传佛教反过来传入尼泊尔和其余南亚地区的渠道。新疆、云南、广州和泉州还保留着印度宗教传播的遗迹。

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广荣（《秘密佛教的戏剧属性及其与宋元戏剧之关系臆说（纲要）》）提出了密教事相具有梵语戏剧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猜想。

秘密佛教将大乘中观、唯识学派中的玄言与思辩，转化为“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种种事相。就其所涉及的事相而言，计有真言、坛场、印法、像法、供养、图式、布字、护摩、灌顶等，讲述这些事相的经典即怛特罗。

中山大学邓金华（《公元642年在那烂陀发生了什么？玄奘归国的决心与尼干子的占卜》）通过玄奘在印度准备归国前，一名耆那教弟子为其占卜的事件展开讨论。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玄奘在印度准备归国前，与前来拜访的一名耆那教天衣派弟子有过交流，请其占卜是否应该回归中国以及个人寿命等有关问题，占卜结果解答了疑问，更加坚定了玄奘归国的决心。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柯伟业（《张璪之“心源”考》）尝试着从佛教的角度深入研究蕴藏在被以往的美术史学家认定为禅画中的精神内涵与其历史依据。

“心源”一词因佛教的传入而产生，随着数百年在中国佛教的传承与发展演变，到了唐代，“心源”在佛教领域中的使用达到了高峰，因而催生了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理论。

暨南大学张德伟(《知识社会史视野下的<大藏经>略议——兼论其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提出作为以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巨量佛教文本集合,大藏经是知识社会学的合适考察对象。

大藏经作为一种珍稀资本与传播特定思想的合法而有效途径，大藏经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多种势力竞逐的场所，而它通过适度调整自身对各种利益和关切的回应，则有助于佛教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扩展其影响，从而为佛教“中国化”的持续和深入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中山大学龚隽（《近代中国佛学书写中的印度学意识》）主要讨论晚清民国中国佛教史书写中，如何改变中国传统佛教史的编撰路向，而转向了对印度佛教史的重视。

民国最有代表性的佛教史研究，如梁启超、汤用彤等佛教史的研究，以及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等系统的佛教史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强调佛教学研究中印度学的重要性。受到史学界的影响，民国时期佛教研究发生了从哲学向史学的转变，如梁启超等学者开始关注印度原始和部派佛教的研究，认为即使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也不能离开对于印度佛教史的理解。

东京大学马场纪寿（《日本高僧释宗演的锡兰留学：对印度宗教的当代认知如何造出了“大乘佛教”》）介绍了日本高僧释宗演的生平及求学经历，并且着重分析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这一概念分类的产生和意义。

释宗演从西欧印度学中获取有关古代印度各种宗教的知识，按照教义、修行和经典的不同创造出“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的概念，以取代原有的“北方佛教／南方佛教”的概念，这种新的分类可以促进南北方佛教的交流。

德国美因茨科学院奥斯卡·封兴伯（《三藏》形成之前：佛教经典最初是如何汇集和排列的）着重分析了巴利佛典形成之前，佛教经典是如何汇集的。他提出相关文献记载表明，佛教僧团担忧在佛陀涅槃之后，他的真谛教诲会被误解而导致混乱不清，从而面临耆那教学说在大雄过世后的同样遭遇。

佛教僧团担忧在佛陀涅槃之后，他的真谛教诲会被误解而导致混乱不清，从而面临耆那教学说在大雄过世后的同样遭遇。出于这种考虑，释迦信徒决定第一步先把他们听到的佛陀教诲整理成《二藏》的形式，仅由《律藏》和《经藏》两部分组成，并且通过在结集上共同唱诵的方法把这些经典的内容固定下来。至于《论藏》（阿毗昙藏），则是后来才增补的，其具体年代尚不能确定。然而有很多迹象可以说明，在《三藏》形成之前，佛教典籍曾经有过一种更古老的编集格式。

附记此次会议的学者来自7个国家共12所大学，展示出各国学者对印度宗教及亚洲之间宗教文化交流议题的关注。胡海燕教授指出，此次会议将印度初期佛教的最新研究成果带到了中国。伦敦大学Peter FLÜGEL教授也表示，会上不同语言、多学科的比较研究让他深受启发，并且期待更多以东南亚与中国文化交流为主题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