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大愿法师】

　　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六祖寺方丈。禅宗沩仰宗第10代法脉传人、曹洞宗25代法脉传人、药师佛法门唐密法脉传人。

　　【郭招金】

　　资深媒体人，文化学者。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人。1949年10月出生，福建师范大学毕业。曾任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社长、香港中国通讯社社长、中国新闻社社长、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把当代各种学科的工具导进佛陀究竟的智慧里，让她成为众生看得见、摸得着，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样，佛法就不再只是一轮清冷的明月；既是明月，又是温暖的太阳。

——大愿法师

我们的心很欢喜、很快乐、很自由、很自在，这样一种快乐无忧的状态即是天堂。

——大愿法师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

——赵朴初

当物理学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筋疲力尽攀上物理学高峰的时候，发现佛教的修行者早已经在上面等候多时了。

——朱清时

欲望的背后是什么？欲望的背后是生命的活力，生命的活力扭曲了，生命的活力像地底下的岩浆一样，不断地奔突、喷涌，一直想找一个突破口，就变成欲望了，染污的时候成为欲望。但是这个生命的活力如果能够被照亮、穿透，能够让生命的活力非常清醒、非常清净地展现出来，那就是觉醒了。

——大愿法师

【壹 佛教的核心思想及用途】

　　一、什么是佛

　　郭招金：大和尚您好！我们主要是想让对佛教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现在大家对佛教的认识还是比较敏感。一谈起“佛教”就觉得这个太敏感了。如果哪个官员跟佛教有点接触，这个官肯定就是个“坏官员”。

　　其实，佛教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可以谈，为了让社会更正确地了解佛教和禅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在现今的作用，请您谈谈佛教和禅文化里最基本的东西。因为文化的对外传播，禅文化是很重要的一支。

　　一、什么是佛

　　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您“佛”指的是什么。赵朴初说“佛”是指佛祖释迦牟尼。在文字学里面也讲到“佛”有很多含义，如“佛在心中”“人人皆有佛性”。佛经里面还讲到“佛”是指天地之间的神，管天地的神。在先秦时期的文献里面就有“佛”这个字，后来翻译过来用这个字专指佛，但意思跟先秦时期的不一样。这点在近现代的文章里已经能够很详细地考证，咱们不用去讲“佛”是怎么翻译过来的。

　　现在这个“佛”字指什么，大家口头上经常讲的“佛”是什么意思？按字面上解释，“佛”字有多重含义。“拜佛去”的“佛”指释迦牟尼佛；“学佛去”的“佛”指的是佛教的经典和学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佛”指的是“觉悟”，即达到释迦牟尼佛祖那样“无上正觉”的境界。请问法师对“佛”字如何理解？

　　大愿法师：好！“佛”字翻译到中国来，我看应该有这样几重意思。

　　第一，从本义上来说，当然是指佛教的开创者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释迦”是指释迦族，释迦族是当时的雅利安人，是中亚以及靠近欧洲的一个民族，从北向南一直到南亚次大陆来发展。“牟尼”指圣人，释迦族的圣人，他的本名叫乔达摩·悉达多。这是最基本的意思。

　　第二，“佛”字翻译到中国以后，一边是“人”，另一边是“弗”，“弗”是“不是”的意思，那就是“不是人”，“不是人”已经超越了人的局限性。从人性出发，在人性里面开显生命的最根源就是超越了人的局限性，无论是在认知上还是在行为上都超越了人的局限性，超越了认知上的盲点，这样的状态我们称之为“佛”。在智慧层面上是非常圆满的，在道德上面是非常高尚的。所以“佛”是指智慧圆明、道德高尚、人格非常完美的一种人，作为人去修炼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我们称之为“佛”，或者说超越了普通凡夫、凡人的境界。

　　第三，如果从内在本体的角度来说，“佛”可以称之为佛性。佛性这个层面，儒家指的是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能够把我们生命本源的光辉挖掘出来。儒家称之为“明德”，佛教称之为“佛性”，实际上都是一回事。

　　这里面其实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什么是“神”？在一般人的理解之中，神是能够主宰一切、控制一切、呼风唤雨的神秘力量。但是东西方都不认为“神”是这个意思，事实上他不是一个可以被认知的对象，他不是一个宾格。如果把他看作可以客观地被认识的对象，那就己经不是了。

　　有一位英国的宗教界人士，也是一位女作家，叫凯伦·阿姆斯特朗。我十多年前就关注了她的一些著作，觉得这个人非常不错。她写过一本书叫《神的历史》，详尽地解说了东西方世界关于神的历史。主要是从西方的三大一神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来研究。她引用了很多西方神学家的观点进行阐述，最主要的是强调：“神”不是一个可以被认知的客观对象，不是在宾格上，而是指人生命的最本源。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我们东方儒家的思想或者佛教的禅智慧有很多相通之处。

　　禅本质上就是能够把生命这个主体的智慧彻底地绽放出来。禅宗临济宗的开创者临济义玄祖师主要的禅法精髓就是“随处作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随处作主，就是发挥生命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佛”字。

　　凯伦还写过一本书叫《佛陀》，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影响非常大，英文原著发行就超过300万册。这本书写得非常详尽，主要是立足于巴利文的经藏和律藏，把释迦牟尼佛的一生都很清晰地梳理出来，应该说在英语世界关于佛陀的生平传记是非常权威的文字。

　　另外一本叫《轴心时代》，主要是讲影响人类几千年的四大文明发源地的历史。她还写过一本书——《穿过窄门》，这是她比较早期的著作，写她作为一个修女出家修道七年的历史。由刚刚所说的“神”引申到她的几本著作。

　　从“佛”字的含义来说，我们大约可以从这几个源头上来说。

　　郭招金：法师对“佛”的解释很清楚。现代哲学研究者认为，佛教应属于“有神论”，在老百姓心目中佛祖等同于“神”。但也有研究佛教的学者认为，佛教不主张存在万能的“神”，佛教应属于“无神论”。不知法师您认为佛教是属于“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大愿法师：首先要看这个“神”是怎么定义的。如果“神”是定义在一个宾格上，是具有某一种神秘的、能够主宰和操控一切的力量，那么佛教是反对这种说法的。佛教不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某一种力量能够主宰和操控一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是无神论。从另一方面来看，万事万物的生命本源都有灵性。比如，你看现在的窗外，万物生机勃勃，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一个自然循环的过程，这背后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而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有情万物称之为“佛性”，还是无情万物称之为“法性”，背后所指的都是生命力——一种勃勃生机。如果从这个定义的角度来说，佛教也可以说是有神论，但是否定那种能够主宰一切的“神”。

　　郭招金：法师说得好。我注意到，许多当代法师都引导信众要正信，不要迷信。比如星云法师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记得一二十年前，台湾中部发生‘九·二一’大地震。有个弟子是文学博士，事后很兴奋地跟我讲，佛祖真灵感，你请回来的一尊一米多高的佛像，供在某个信徒家里，地震的时候，从上面倒下来，翻了一个身，又再站起来，几翻又再站起来，你看多不可思议啊！我说你怎么那么迷信？你怎么那么外道啊？木头的佛像是物质，地震倒下去，这是很自然的，它不倒才不自然。我们信仰的宗教，要正信，不是谈这许多灵异。”

　　还有一件事，河北省有一尊北齐时期的佛像，佛首被人盗走卖到海外，辗转到星云大师那里，星云大师又把它送回大陆。他在送回佛首时说：“大家可能有一个问题，既然是佛，为什么让人把头砍断？他为什么不显点神通、不显法力呢？我刚才讲的，佛教不可以迷信。木刻、石刻，都是物质，物质的就有成住坏空，有成、有坏，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但是佛有两个身体，一个是形象上的金身，是让人膜拜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叫法身，法身的佛，它没有形象，等于虚空。在虚空里，空，不是没有，因为空，才能容纳万有，因为空才有种种千变万化，在精神世界里面，它有无限的意义。”

　　大愿法师：是的。佛教不认为有能够主宰一切的“神”的存在。

　　二、关于佛教圣地“蓝毗尼园”及大愿法师的朝圣感悟
　　二、关于佛教圣地“蓝毗尼园”及大愿法师的朝圣感悟 　　郭招金：考古学和文献都证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真实生活过的历史人物，释迦牟尼的出生地是现在尼泊尔的蓝毗尼。您去过没有？ 　　大愿法师：去过。 　　郭招金：我们没去过，但我看过资料，我们一定会很尊敬这个地方。从风水学来讲是一片山地和平原的结合点。冈仁波齐是西藏的一座山，在冈仁波齐绕一周是72公里。四大教主（佛教、印度教、本波教、耆那教）都是在冈仁波齐山里出来的。很多人认为这个山是神山，很多学佛的都到那边去。 　　大愿法师：冈仁波齐就是地理学上的冈底斯山的主峰。一般来说，有人把它描述为佛教里的一个理想世界，称之为须弥山；尤其是韩国佛教徒拿着冈底斯雪山顶的照片就认为那是须弥山。 　　其实正如您所说的，冈仁波齐是四大宗教信仰的源头。四大宗教里，印度教认为湿婆神曾经在冈底斯山修行；佛教也认为雪山修炼与释迦牟尼佛有关；西藏本土的本波教认为他们的教主也在这边修炼过；印度的耆那教是修苦行的，也认为他们的教主大雄在那里修炼过。无论是冈底斯山脉，还是藏地的绕神山，我也去过几座神山。他们有说在马年去绕的话功德是最大的。我们也去过多次尼泊尔蓝毗尼。 　　郭招金：为了方便印度教徒到同仁波齐峰朝圣，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印度和中国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约定中国将开放一条经由乃堆拉山口到冈仁波齐峰和玛旁雍错湖的新路线。2015年2月，印度外交部长访问中国期间双方通过换文形式确定了这项协议。新线路开通以后，方便了印度教徒到同仁波齐峰和玛旁雍错湖朝圣。 　　大愿法师：在历史上尼泊尔是属于印度的，到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尼泊尔才渐渐地独立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位帝王能够统一全印度。所以，印度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国家概念，1945年独立后才成为一个国家的概念，这个基础是在英国殖民地时期打下的。 　　蓝毗尼原来是属于印度的，为什么现在会属于尼泊尔呢？因为英国殖民者当时要镇压很多印度的土邦王公的造反，向尼泊尔国王请求支援。尼泊尔国王派出了一些军队，他们是比较彪焊、善战的山地民族军，进入印度次大陆协助英国殖民者镇压、平息了一些叛乱。英国殖民者为了表示感谢，就把那一块全部划给尼泊尔，所以现在就属于尼泊尔了。我们说，佛陀诞生于古印度也是正确的。 　　郭招金：向法师报告一个信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2013年11月25日发布研究成果：经联合国考察，在尼泊尔发现佛祖诞生地遗迹并称释迦牟尼诞生时间或提前几百年。对佛教徒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埃菲社电讯稿做如下报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25日公布告称，一个由多国专家组成的团队在佛教圣地尼泊尔蓝毗尼的考古发现显示，释迦牟尼诞生时间比过去认为的要早数个世纪。 　　考古人员在一个砖结构庙宇建筑下方发现了此前未知的木结构建筑遗迹，而且两者中央都有一块没有屋顶的空地。这些遗迹的布局与关于释迦牟尼诞生的场景描述一致。 　　据佛教典籍记载，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王后前往自己父亲的王国途中，在蓝毗尼园抓着一根树枝生下释迦牟尼。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蓝毗尼展开了研究。 　　此次发现的遗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这是第一次发现释迦牟尼生平与佛教起源有关的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考古遗迹。 　　英国达勒姆大学的罗宾·科宁厄姆教授指出，过去一些专家一直认为释迦牟尼出生于公元前3世纪。科宁厄姆与尼泊尔历史学家柯西·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共同领导了这次发掘工作。 　　科宁厄姆和同事认为，这个年代更为久远的木结构神庙中央可能曾有一颗树，后来在其上方修建的砖结构神庙中央同样有一块没有屋顶的空地。树根的存在证实了科宁厄姆的猜测。 　　蓝毗尼于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接待数十万的朝圣者。该地很久以前就被认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公元6世纪前后，曾有大量朝圣者前来。据当时的中国朝圣者记载，这里曾有一棵树，中世纪这里遭到遗弃并被丛林掩盖，1896年再次被发现。当时人们通过发掘出的一根砂岩石柱查明并确定这里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这根石柱记载了阿育王前来朝拜的经过。” 　　法师一定多次参拜过佛祖诞生地蓝毗尼，应该有很多独特的感悟可以与我们分享。 　　大愿法师：当代考古工作者通过现场考古发现释迦牟尼诞生地遗址是重要发现，但考古人士认为释迦牟尼诞生时间提前几百年还要有更多佐证。 　　我到尼泊尔的感悟是这样的：第一，我认为尼泊尔有文化交流的核心价值和意义。雅利安人向南迁移以后，有几种不同的文化碰撞、交流，才足以出现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圣者。第二，全球的文化学者有一个“轴心时代”的观念。轴心时代一般认为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六百年时间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确实也是如此，我们考察一下，还是很有道理的。文明的轴心时代，东西方文明都出现了精神领域的高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哪一个民族，在精神领域能够达到他们那种高度，不要说超越，就是达到他们那种高度都很难。比如，印度文明之中出现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生于公元前623年，圆寂于公元前544年（实际上以人的观念来看他是活了79岁，虚岁80岁），这是一个高峰。在中国差不多同一时代，比释迦牟尼佛晚了五十二年，就是公元前571年，老子出现于世，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比释迦牟尼佛晚了七十二年，孔子出现于世，我们的学者考证说他生于公历的9月28日，农历的八月二十七。我们可以看到，在相隔不到一百年之内，东西方都有圣人出，中国的老子、孔子是东亚文明的高峰、精神领域的高峰。释迦牟尼佛是南亚文明的高峰。古希腊文明，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差不多是同一时代出现于世的。还有犹太民族那些犹太教的先知，也在同一时间出现于世。所以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不断出现科技天才的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是精神领域天才辈出的时代，人类文明的圣人是精神领域的天才，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的意义，不单单是立足于佛教本位来说佛教，还可以立足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摧璨时期。从整个人类文明全局的领域来考察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弘法和传教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还有一个观念我也很赞赏，他说，人类后来的文明不断崛起和复兴都是回到文化的原点，回到人类四大文明传统：东亚文明以老子和孔子为中心，南亚文明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西亚文明以犹太教先知为中心，古希腊文明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代人为中心。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是回到古希腊文明的原点上。中国的“宋明理学”的复兴是受到了佛教传入以后很兴盛的冲击，又回到孔子的本源思想，产生了宋代的理学。确实是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而产生文化上新的发展、飞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佛教文化在当代的传播和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考察尼泊尔的蓝毗尼园——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我有这几个想法。 　　第一个，我们不要把蓝毗尼作为一个地理、地域的概念，应该在每个民族文化复兴之中都建设他们心中的“蓝毗尼”，不应该局限在尼泊尔的蓝毗尼。我希望每出现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如果都能够从佛教文明之中汲取养分，他们心中的佛性都能够被唤醒，成为心中的“蓝毗尼”，这就非常有意义了。 　　第二个，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太子）出现于世的时候，有四股水流沐浴太子。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可以引用到人类四大文明的高峰，可以把这个比喻为“四股水流”。“沐浴太子”是沐浴我们人人心中的精神胚胎，让这个精神胚胎能够觉醒。我们能够去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作为养分，让我们的精神胚胎能够成长、能够觉醒，比单单去做历史考察，或者作为佛教信仰者去朝圣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大圣人对社会的贡献
　　郭招金：您的感悟非常好！释迦牟尼佛诞生的时候，跟孔子、老子差不多同时代。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们三个人的思考好像各有分工：释迦牟尼佛思考内心的问题；孔子思考社会的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老子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多，《道德经》里讲得比较多。 　　大愿法师：好像不约而同又各有分工，但没有谁去分工。他们每个人的思考领域都各不相同，而且又相得益彰。人类文明本质上是解决三大关系问题：一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老子思考的重点——人与大自然实现和谐；孔子是思考人与人之间实现和谐；释迦牟尼佛是思考人与自心如何实现和谐。这三大关系的处理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出发点和本源。
　　四、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
　　郭招金：您觉得是不是冥冥之中各有分工，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大愿法师：我所关注的倒不是这个领域，而是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对当代人类的发展有什么意义。任何文化、任何文明，包括佛教的文化、佛教的传播、佛教的文明，对当代的人类社会应该有重大的启示作用，这样才有价值、有意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无非是两大主题，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一定离不开这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释迦牟尼佛的学说、老子和孔子的学说，对于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能够起到怎样的有益作用和启迪？我想有这几个方面。 　　首先，围绕“和平共处”来说，他们能够提供怎样的智力支持。人类要和平共处，本质上是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还是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本质上都是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够实现和平共处。要实现和平共处，有一些智力资源是可以汲取的，一个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可以成为全球伦理的基本规则。释迦牟尼佛的学说就更高尚了，不单单是在“我不要的，我也不能够强加于人”的层面上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无我利他”——完全无条件、无私、无我地去帮助别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在行菩萨道中成就自己的成佛资粮，佛陀的思想臻于更高境界。现在有很多考古学者也考证了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佛教的典籍之中就更多了。 　　比方说，佛经里有一部《妙法莲华经》，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释迦牟尼佛有一世是国王的三太子，他和大哥、二哥一起到森林里游玩。在返回的途中，发现一只母老虎刚刚生下三只小老虎，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完全没有气力了，动不了了。三太子愿意留下来帮助这只母老虎，先让大哥、二哥走。他观察这只母老虎，母老虎实在是饿慌了，就想把三只小老虎的其中一只吃掉，这样才能够有精力觅食，才能够喂活另外的两只小老虎，所以准备吞噬刚刚生下来的小老虎。于是三太子主动靠近母老虎，用树枝刺伤自己的脉搏，让血流到母老虎的身边。母老虎舔喝了人血后就有了气力，把三太子吃掉了，然后有力气去喂养三只小老虎。后来国王和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回头来找三太子的时候，发现他己经只剩下一具白骨了。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叫做“太子舍身饲虎”。 　　这个故事说明了要行菩萨道是完全不讲条件地去帮助一切众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更为高尚了。如果能够从孔子的学说、释迦牟尼佛的学说里汲取这些有益养分，我想世界的和平就非常有智力资源的支撑了。 　　从世界和平、和平共处来说，如果要真正地实现和平，不能单指外在的和平，还应该基于人心的和平。人的心里没有贪婪和愤怒，减少了愚痴，人心和平了，世界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外在的规则制约下的和平，或者因一些势力均衡，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而产生的和平，都不是真正的和平，所以人心的和平才是关键。这是从“和平”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从第二个主题“发展”来说，有一些智力资源是值得汲取的。人类文明要不断发展，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灵性文明，要取决于哪一些因素呢？第一个因素是：人类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定离不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无论是我国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还是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从本质上所体现的都是人与大自然不和谐累积到某一种程度的后果。 　　人类没有把地球看作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而只是把她看作可以不断榨取、冷冰冰的资源。佛教不是这样看的，佛教认为地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佛陀的本生因缘里，有一世名为“睒子”，是一个非常孝顺父母、无限慈悲的人，他的修行方法叫“践地唯恐地痛”。他踩在地上很轻很轻，很害怕把大地母亲踩痛，把地球看作是一个跟人息息相关、有互动关系、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活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人类能够以人与万物平等的思维，摆脱以人为中心的本位主义，而不是榨取万物的思维，以一种平等观对待万物，这样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就有了一个真正的保障。 　　人类虽然进化了几千年，但是不是很多观念都在进步呢？不是的！恐怕很多观念都是退步了，尤其是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比如，中国儒家认为“天人合一”，认为人心即天心。“天心”是明德，人的本质也是明德。从“人心即天心”的角度来提出“天人合一”。 　　从佛教来说，“践地唯恐地痛”——认为地球也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这是非常高的观念、思想。现在因为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只是把地球看作是冷冰冰、可以不断榨取的资源，其实这个观念是退步了。 　　从人类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可以从佛教、儒家和道家思想里面汲取很多智慧的养分。这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说。 　　还有一个角度，人类的发展不能够以不断地占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为代价，因为这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已经有70亿人口，如果每个人都不断地占有更多的资源，以这个作为发展路径，只是简单地做加法的话，必然有一天人类要走向战争，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做自然资源占有的叠加，而应该挖掘文化资源。比如，iPhone的价值很高，它所用的物质是很有限的，本质上是理念的提升，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这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所以，以文化资源来创造价值就对了。因为自然资源越挖就越少，而文化资源越挖就越多。在精神领域去创造财富、创造价值，这才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新道路、新途径。 　　文化资源的不断挖掘和发展，本质上是对人的生命活力的不断挖掘，人类的创新活力、创造力要不断挖掘，这就需要靠禅了。禅的智慧本质上是不断地挖掘鲜活的生命智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禅的智慧对于全球人类会越来越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乔布斯的禅修，我们认为就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了。 　　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长久主题可以看到，佛教文化，特别是禅智慧，对人类将会发挥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作用。
　　五、释迦牟尼佛最本原的学说——业力、般若
　　郭招金：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平，大家都很熟悉，他的出生时间、成佛时间和圆寂时间，每个民族说法不太一致。中国汉地信众认为释迦牟尼佛出生日是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是农历十二月初八，圆寂日是农历二月十五。但斯里兰卡的信众又是另一种说法。 　　大愿法师：现在基本上有一些公认的说法，联合国己经把五月的月圆日公认为全球佛教徒的节日——卫塞节，来纪念释迦牟尼佛。把所有的日子都统一了，认为五月的月圆日既是释迦牟尼佛的出生日，也是他的涅槃日，也是他的成道日……全部都融在一起了。 　　郭招金：但中国还是认为是四月初八。 　　大愿法师：不单单是中国，韩国佛教界、日本佛教界、越南北部的佛教界，也仍然维持北传佛教的说法，但是他们也承认、接受关于“卫塞节”的说法。卫塞节主要与南传佛教比较接近。 　　我认为这个倒不是特别重要，用不着过分地去争某一个日期。一切佛经一开始都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一时”就是师资契合之时，而不是说一定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空间的固化观念。不过是佛教文化在各个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之中，结合那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渐渐地形成一些跟民俗结合的，纪念释迦牟尼佛诞辰、出家、成道、入涅槃的独特纪念日。从全球佛教来说，大家都统一固定在五月的月圆日，这也是方便，越是全球化的越是简单化。 　　郭招金：释迦牟尼佛最原本的核心观点是哪些？比如，他认为生命是轮回的，生命是无常的……然后怎么解脱。释迦牟尼佛圆寂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佛经在不停地演变，不停地被解说，现代人很想知道释迦牟尼佛本身最原始的核心观点是哪些。 　　大愿法师：其实释迦牟尼佛真正最本原的学说无非是四个字——业力、般若。 　　我们先说业力。原始佛教时期，或者说原始佛教发展出来的南传佛教时期，本质上的学说就是因果业力。因果业力是指我们生生世世在轮回之中会有很多的烙印留下来，能够摆脱业力的束缚就能够解脱。就像我们向外太空发射卫星，发射卫星要用第一宇宙速度摆脱一定的地心引力，使之围绕地球旋转而不致掉落地面。同样的，人要摆脱六道轮回就需要摆脱业力的束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是著名的四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诸恶莫作”是不要再造恶的业力，不然就一直在三恶道里轮回。“众善奉行”是不但不造恶，还要努力修善。努力修善的时候，你能够一直在善道、人道里就有机会改变自己，有机会摆脱业力的束缚。就像做梦，前面是做恶梦，后面变为做善梦，做善梦之后再从梦中醒来就容易得多了；由善业再进一步地超脱，能够种下解脱的因。种下解脱的因的方法就是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念处的教法是最本初、最核心、最内核的教法。 　　四部阿含（《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杂阿含》）是释迦牟尼佛的本初学说，是最真实、最原始的说法记录。本质上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业力。在阿含里面也能看到，后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就是“般若”。“般若”是北传佛教的核心，或者说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般若”两个字展开来说就是缘起性空。这是释迦牟尼佛主要的两大内核——业力、般若。 　　轮回学说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独创，在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之前，雅利安人本来就有一种传统的婆罗门教信仰。印度有四种姓（四大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是祭司阶级，认为是祭祀神的，是最高等级；刹帝利是国王、武士，是统治阶级；吠舍是工商业者、平民，是一般的自由民阶级；首陀罗是奴隶阶级。四大阶级（四大种姓）的影响到现在还照样存在，而且对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婆罗门教在那个时候早就己经有了轮回的观念。 　　其实很多民族都有轮回的观念，在很多古文化之中也有轮回的观念，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也照样有轮回的观念。佛教说的六道轮回不过是比原有的轮回观念说得更透彻、更圆满。 　　郭招金：一般理解，佛教认为现实人生是“苦”的，无需贪恋。但是现代人生活在科技进步、物质丰富的年代，不认为生命旅程是那么苦的。这样理解对吗？ 　　大愿法师：佛教讲“苦集灭道”四圣谛，社会上出版的那些书对“苦圣谛”的解说失之于肤浅，这个“苦”不单单是指一种痛苦的相。“苦圣谛”不是指我们又生病了，病得这么严重，好痛苦啊！人生好像一片灰暗，又有病苦、又有老苦、又有死苦，是吧？ 　　郭招金：普通老百姓不研究佛教的教义，一般认为佛教对人生的基本看法是消极的。 　　大愿法师：其实很多人对于苦圣谛的解说是失之于肤浅的。事实上，这个苦不单单是指痛苦的相。如果从相上来说，人生有痛苦的相，也有欢乐的相。生病的时候是苦的，但是健康的时候生龙活虎的，这也是快乐；肚子饿的时候是苦的，但是吃美食的时候也觉得很享受，那也是快乐的。如果只强调一面，只强调痛苦的相，那当然就失之片面。 　　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看到真正的苦。一定要知道，佛教里面说的“苦圣谛”，“谛”的层面一定有一些本源性的含义，不单单是指一种相。苦圣谛的“谛”就是根本真理，“苦”作为根本真理不单单是指一种痛苦的相，而是指几个方面。 　　第一，人永远都不会满足，当人的生命没有觉醒的时候，他一直活在欲望里面。一直会追求享受、欲望，享受提升以后，欲望也会跟着提升，水涨船高，而欲望永远高于享受，这样就变成一种张力，人永远处在这种不满足的状态之中。 　　以前我们认为皇帝的享受特别好，但是我们去故宫看，发现是冬天的时候把冰块藏在冰窖里面，到夏天再把它打开，在房间里就觉得很凉快。我们现在哪里用得着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空调，现代人享受的比皇帝都要高级。不管时代怎么发展，不管人类的生活条件多么好，人类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因为人心有欲望。欲望的张力会让人痛苦，永远都不满足，这是从源头上来看。所以佛教里面才会说三苦、八苦、苦苦、坏苦、行苦，无量诸苦。 　　痛苦本身就是苦，这是苦苦；坏苦是好的享受也会坏；行苦是不苦不乐，会一直迁流、无常变化。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八苦都是描绘苦的行相而己，本质上苦圣谛指的是人类欲望的张力。欲望的背后是什么？欲望的背后是生命的活力，生命的活力扭曲了，生命的活力像地底下的岩浆一样，不断地奔突、喷涌，一直想找一个突破口，就变成欲望了，染污的时候成为欲望。但是这个生命的活力如果能够被照亮、穿透，能够让生命的活力非常清醒、非常清净地展现出来，那就是觉醒了。 　　当生命的活力迷昧、迷失、迷茫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人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会让人干很多坏事。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是因为欲望而引起的。所以说，人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有魔鬼的一面，是因为他欲望炽盛的时候就变成魔鬼。有人形容人坏的时候是禽兽不如，“禽兽不如”就是因为魔性的一面彰显出来，他的欲望彰显出来了，而他善的一面被压抑了。我们不要把欲望看成洪水猛兽，欲望不过是人的生命活力扭曲的展现，堕落成魔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你清净地用智慧照亮它，成佛、成圣、成贤也是要依靠这个生命的活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苦，我们就可以看到苦圣谛的正面价值了。佛陀宣扬苦圣谛，不是把世界看成一片灰暗，而是提醒大家用智慧的清凉浇灭欲望，让大家的欲望不要太炽盛，让大家活得少欲知足。活得少欲知足之后，心自然就清凉下来。清凉下来之后，才能够把生命本源的、本真的活力觉醒过来，才能解脱，才能成佛。苦圣谛有这样一种正面的价值和意义，我特别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作用。 　　佛陀说苦圣谛不是消极的，而是有正面的、积极的、正向的作用。正向的作用是让人能够解脱，让人不再被欲望蒙蔽双眼，不再被世间的种种诱惑、五欲六尘蒙蔽眼睛，不再被灯红酒绿的世界蒙蔽眼睛。当我们活在欲望里的时候，带着欲望的有色眼镜去看世界的时候，一定会被世间的种种诱惑吸引过去，而人生命的活力就死了。这是释迦牟尼佛一个本初的观点，是有正向解脱的价值的，一切解脱从苦圣谛开始就是这个原因。 　　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最内核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社会上的肤浅认识，其实古今的东西方圣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例如，老子认为，凡夫是出生入死，圣人是出死入生，“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意思是说，我们生命的活力本来是鲜活的智慧，但当我们被外在的东西诱惑的时候，生命鲜活的智慧就变成僵化的知识碎片，变成一个静态的、死的东西，所以说凡夫往往是出生而入死的。 　　第二，我们要强调的，苦圣谛有一个能够正向地鞭策、激励我们不断走向生命圆满的作用。 　　人类进化了几千年，人类本身也是在不断地进化。人不是一个孤立的肉体，他是整个宇宙的接收器。只要能够利用好，他的灵敏度、精准度就能够越来越高，能够跟宇宙、大自然在更高层面上作能量交流、信息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讲，苦圣谛对人的内在生命成长有激励作用。 　　寂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上面讲到：“苦害有诸德，厌离除骄慢……羞恶乐行善。”了解苦圣谛以后，会有这样几个作用： 　　“厌离除骄慢”，因为有苦圣谛，所以我们不被世间的种种诱惑所黏住，对世间的种种诱惑、享受生起厌离心，就不会起贪心了。“除骄慢”就是当生活条件各方面都很好的时候，没有骄慢心。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很容易生起骄慢心。比如，一个人做企业很顺利，从0到做到身家亿万，创立了一个商业帝国，每年的收益都是以百亿、千亿、万亿计。这样的人容易生起一种傲慢心：我多有本事，我多了不起，我多有智慧，我能够打造一个商业帝国。但是当他们能够了解苦圣谛，就可以看到自己生命的不足、不圆满、局限性，骄慢心就能够消除。作为凡夫，生命是有局限性的。 　　“羞恶乐行善”，我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顺利和痛苦呢？从因果上说，一定是我过去造了恶业，我应该感到羞耻，能够有一颗羞耻、忏悔的心，时刻保持一颗谦逊的心，这是“羞恶”。怎样才能够在人生道路上越来越顺利，少种荆棘多种鲜花呢？怎样才能够让人生成为一条坦途，人际关系越来越和谐呢？要多做善行！所以说“乐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的宗教都教人行善，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人生能够成为一条坦途，宗教有正向激励的意义和推动作用，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把世界和人生看成一片黯淡无光。 　　郭招金：中国人几百年、上千年都认为“儒家是入世的，佛家是出世的；入世是积极的，出世是消极的”，这是最基本的概念。您怎么评论这一点？佛教是出世的学问，是离苦。几百年或者几千年来，老百姓都这么认识。 　　大愿法师：对！离苦得乐。梁漱溟对此有个总结：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实践之学。我认为对于儒学和佛学的探讨，乃至于东西方文化之争，梁漱溟的思想应该是相对达到了一个高峰。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出现了东西方文化之争。梁漱溟在二十多岁时写了一本书叫《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立足于东方文化的本位来深入地思考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他提出“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实践之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般来说，佛学是出世的学问，是出世解脱的道路；儒学是入世的人生实践，是倡导建立社会伦理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学问，当然也有一定的理论和价值。 　　我们要重点思考的倒不是从出世和入世的角度来看佛教，只要立足于两点就好了：一是个体价值，二是群体价值。 　　先从个体价值来说。人类文明不断地进化，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信息时代，可以说超越了时空的局限；物质也是人类有历史、有文明以来最丰富的时候。除了非洲以及贫困地区之外，绝大部分地区再也不用过分地为衣食无着落而担心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只要引导得好，人类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完善自己的生命，让生命提升到更高的进化层次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禅的智慧是很有意义的。 　　几百年以前，在西方文化之中，己经有很多这样的探索，比如通神学会。通神学会是由俄国的一个贵族夫人发起的，在俄国、欧洲、美国都很有影响力。他们推出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克里希那穆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并系统地推出了二十多本克里希那穆提的书）。这其实代表了一种思潮：人类不单单是在物质文明、精神领域上追求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灵性领域（生命的本源）开始追求提升了。 　　再比如葛吉夫，他有很多的著作被翻译到了中国，在全球也早有影响力了。我比较欣赏葛吉夫的主要学说——第四道，比如他的《自我观察》等等，非常好！本质是建立在禅的智慧基础之上，又融合了西方的种种文化。他认为立足于苦行的苦行僧是第一道；立足于持好宗教戒律僧侣之道是第二道；立足于瑜伽，开发大脑智慧是第三道；在生活之中，在五蕴（色、受、想、行、识）之中修行是第四道。 　　禅的智慧是超越民族，超越宗教信仰的，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领域之中，都能够开出璀燦的智慧花。在一切民族文化探索生命本源时，在生命的内在走向完善、臻于完善时，禅的智慧能够提供一些普世价值和具体的实操方法，能够提供非常有力的智慧养分，提供一些文化底元性的智慧，或者称之为“元认知”，这种元认知的智慧之源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倒不注重于要去争辩说：儒家是入世的实践之学，佛家是出世的解脱之学。不管怎么说，这都只是局限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眼界、格局太小了。不管说“入世”还是“出世”，不管说“积极”还是“消极”，都只是立足于中华文明本位，我认为都是不够的。我们不妨把眼界、视域扩得更宽广一点，立足于全球，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和生命成长。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禅智慧的个体价值——能为促进一切民族文化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觉醒和圆满提供元认知的源头智慧，这样应该是更有意义的。 　　我想强调的第二个层面是，在当今的时代，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那样来说出世、入世，可以说那是守旧的观念。其实现在出世、入世是不二的。比如乔布斯，他参加南传佛教的禅修，他是出世吗？是出世！他回到美国又研发了苹果品牌产品，他是入世吗？他是入世！所以，出世是为了更好地入世，入世是为了更好地出世——出世、入世是不二的。 　　在当今这个时代，出世能够为入世提供更好的智力资源，而入世能够检验出世的智慧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大脑虚构出来的。一切生命的智慧，一定要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一定要能够解开现实的根本困惑和烦恼，这种生命智慧才是真实的；不然都是大脑妄想出来的，那不叫真实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出世、入世其实是不二的。我们不能停留在一百年前，简单地作二元分化，认为出世就是出世，入世就是入世，那早已过时了，我不认为能有很多的价值和意义。 　　我想重点说的第三个层面是，我们要看到禅智慧的社会价值或者群体价值。禅智慧的运用本质上是开发人的鲜活智慧，从创造力的角度来看，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进化的。人类社会如果要进化的话，生产力一定要有极大的飞跃。 　　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核心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公元前500年左右，正是东西方文化都开始由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东亚、南亚，都不约而同地开始进入到铁器时代。人类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力有了极大的飞跃和发展。 　　现在，人类己经由工业文明时代进入到信息文明时代，生产力也己经有了极大的发展。到了信息文明时代，很大程度上己经由原来不断地占有更多自然资源，转化为以文化资源占主要地位。对一件产品来说，自然资源是次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我们是顶呱呱的！比如，中国的高铁，当然它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很重要，但是更重要、价值更大的还是核心技术，是智力资源。 　　美国的苹果产品，物质资源价值也是有限的，而智力资源价值是更大的。包括您前面所说的，我们国家人口足够多，互联网产业超过了欧洲。欧洲国家的人口基数很小，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无法成长为一个“巨无霸”的企业。我国的人口基数实在是太大了，14亿啊！所以互联网产业足以成长为“巨无霸”的企业，我们总理也强调“互联网+”。“互联网+”时代，其实已经由消费型互联网时代变成生产型互联网时代。比如，大家用的网购、微支付等等。那些实体经济也借助了互联网的工具，百度、阿里巴巴……都可以成长为“巨无霸”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产业本身就是智力资源。如何给智力资源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要靠每个人鲜活的生命智慧，每个人鲜活的生命智慧就要靠禅来开启。 　　我们的对话是特别有意义的：能够用禅的智慧来照亮人的内心深处，开启生命鲜活的智慧，能够打破一切文化的局限，打破一切教条的禁锢，让每个生命都自由地舒展，这样是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我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出世、入世之争的层面上。
　　六、业力和因果
　　郭招金：我想请教您关于释迦牟尼佛最原本的想法。您的解释可以说是续佛慧命，佛的思想跟现代思想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也很有说服力！我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出世的，因为他后来也没有去管理国家，他的国家被人灭掉的时候，他没有想办法去救国家，世俗人认为他是出世的。 　　大愿法师：第一，释迦牟尼佛是个和平主义者。第二，作为释迦族的圣人，他没有凡夫的亲疏观念。在释迦族被灭族以后，他不属于某个小国家，而是属于整个人类，并为之提供了智慧的源泉。第三，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业力和因果。 　　琉璃王为什么要攻打迦毗罗卫国？为什么要灭掉释迦族？是有业力因果在的，有一个著名的“五百释迦族人化为血水”的故事。 　　在西北印度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叫侨萨罗国，首都叫舍卫城(佛经上的舍卫国其实就是侨萨罗国）。当时的印度就像中国的春秋时期，有16个大的国家，还有很多小国家，考证说可能有三百多个，或者更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真正强大的国家有16个，其中最强大的一个是西北印度的侨萨罗国，还有一个是中印度的摩揭陀国。这两个国家的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重要的护法弟子。侨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圆寂以后，他的儿子琉璃王继位。琉璃王不太信仰佛法，曾经三次进兵攻打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小国家——迦毗罗卫国。 　　第一次派兵攻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独自在一棵枯萎的大树底下打坐。琉璃王看到释迦牟尼佛顶着大太阳在一棵枯萎的树下打坐，觉得很惊讶。他就下令军队停止行动，自己跳下马来，礼敬释迦牟尼佛。虽然他不是很信佛，但对于圣人还是保持了一份尊敬。他说：“伟大的佛陀！您为什么一个人坐在枯死的大树底下打坐呢？”释迦牟尼佛回答他：“你要去攻打我的祖国迦毗罗卫国，我的祖国就像这棵巨大的树一样要枯死了，所以我得不到树的庇荫了。”琉璃王听了很惭愧，于是退兵了。 　　第二次，琉璃王又进兵了。释迦牟尼佛又在路上，琉璃王看到，又退兵了。 　　当琉璃王第三次进兵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不再出面制止了。他知道这个因果业力，业力成熟了就难以扭转了。他神通第一的大弟子目犍连不服气，说：“佛陀啊！您的祖国都要被人灭国、灭族了，您怎么可以不出面制止呢？” 　　为了保留释迦族的血脉，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用出家人吃饭的钵，把五百个释迦王族藏在钵里，然后把钵送到忉利天上。迦毗罗卫国是由几个小城市组成的城邦国，琉璃王打进了迦毗罗卫国，当然就把它摧毁了。 　　当时净饭王己经死了，很多释迦牟尼佛的族人都出家了，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弟弟难陀、释迦牟尼佛的堂弟阿难尊者、悉达多太子的儿子（净饭王的孙子），王位由释迦牟尼佛的另一位堂弟摩诃男来继承。 　　当他们打进迦毗罗卫城的时候，摩诃男挺身而出，跟琉璃王谈判说：“你看能不能这样，我跳到眼前的这个大池塘里，当我浮出水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杀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了；我不浮出水面，你就不能杀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琉璃王心想：一个人潜到水里憋气，憋不了两分钟，当他浮出水面，我就可以开始追杀他的老百姓了。不管他潜水三分钟还是五分钟，他的老百姓跑不了多远，能够逃命的没有几个。他就假仁慈地说：“完全可以，只要你不浮出水面来，我就不杀你的老百姓。” 　　果然，他下令军队停止进攻和杀戮老百姓。摩诃男义无反顾地跳到大池塘里。琉璃王以为三五分钟后他就憋不住气浮出水面，哪知道二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浮出来。奇怪了！琉璃王命令几个武士跳进池塘看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摩诃男作为国王要保护老百姓，他跳到池塘里就没打算起来，要用自己的死来换老百姓的活。 　　他一跳到池塘里就死死地抱住了池底的一块大石头，虽然人己经死了，但手还在死死地抠住大石头，一直没有浮出水面。因为人死了是僵硬的，那几个武士跳下池塘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的手脱离抱住的大石头，从池塘里把他打捞出来。当他被打捞出来的时候，仍然维持着抱住石头的动作。琉璃王很感动，下令停止杀戮领兵回国。 　　摩诃男虽然没有出家，但释迦牟尼佛舍己为人的学说足以影响到他。摩诃男为了保护老百姓，宁愿自己死掉，让残暴的琉璃王内心觉得很惭愧。琉璃王虽然武力很强大，但他绝对做不到“为了保护老百姓，宁愿自己死掉”。这样一比较，人与人的差距、精神境界的高低就可以看出来了。 　　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深入人心，影响人的精神境界。我们也可以看到佛教传播的价值，她不一定能够直接给我们创造物质价值，创造物质价值也是间接的。比方说，乔布斯通过禅修开发了智慧，创造了物质层面的价值；他对人的精神领域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对提升人的生命境界是非常了不起的。迦毗罗卫国虽然被灭了，但是释迦族没有被彻底灭族。如果去尼泊尔作文化考察，您可以发现释迦族照样存在。在加德满都有释迦族人，在蓝毗尼附近也有。 　　现在尼泊尔不是整个国家都信奉佛教，他们多数信印度教。他们有一个神女制度，规定只能从释迦族人里，选一个只有4岁且身体上没有瑕疵的小女孩来做“活女神”。她每天都受众人的供奉，向他们致意，让信徒能够看她一眼，“活女神”代表了神在人间的化身，但只要她月经初潮的时候，就失去神女的地位，退为人间凡夫的女子，这时又要选一个新的出来。“活女神”只从释迦族里选，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影响力。 　　我们继续前面的佛教故事。琉璃王退兵后，迦毗罗卫国就灭掉了，但还留存了一部分逃难跑掉的老百姓。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又用神通力把钵从忉利天搬到人间。当时一看就傻眼了，被他放到钵里的五百个释迦族人一个都没有了，都化为满满的一钵血水，他们去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 　　目犍连尊者非常不理解，去请教释迦牟尼佛：“佛陀啊！我为了保护五百个释迦王族人，把他们送到忉利天去，希望能够避开琉璃王的杀戮。为什么他们到了忉利天还会化为血水呢？”释迦牟尼佛说：“你要知道，一个人业力成熟的时候，不管把他放到哪里，放到天上还是放到海底，都是保护不住的，他一定会死掉的。” 　　在琉璃王攻打迦毗罗卫国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示现头剧痛三日。弟子们就来请问他说：“佛陀啊！您是大彻大悟解脱的圣人，为什么琉璃王攻打您的祖国，您也会头痛三天呢？为什么目犍连尊者把五百个王族人都送到忉利天，他们也会化为血水呢？琉璃王为什么会攻打迦毗罗卫国那么一个小国家，值得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佛经里有详细记载释迦牟尼佛的解说。琉璃王之所以会攻打迦毗罗卫国这么一个山地小国，有今生的因，也有宿世的因。 　　今生是因为琉璃王做小王子的时候，在迦毗罗卫国受到了侮辱。在净饭王和波斯匿王都在位的时候，侨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向迦毗罗卫国的王族求婚。因为两个国家的国王种姓不同，迦毗罗卫国虽然国家很小，但是国王的种姓很高；而侨萨罗国虽然国土面积很大，国家很强，但是国王的种姓比较低。所以波斯匿王向净饭王的王族求婚，希望净饭王把王族的女儿嫁给他，其实是一个种姓低的王族向种姓高的王族求婚，想提高自己的种姓地位。当时迦毗罗卫国的王族就决定，不能够把王族的女儿嫁给波斯匿王，后来把一个有一点点王族血统的、在王宫里做奴婢的远亲女子嫁给了波斯匿王。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唐代的和亲，如文成公主也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也是王族远亲的女儿，冒充皇帝的女儿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汉代也有这种情况，汉元帝时期跟匈奴的和亲，也不是嫁真正的皇帝女儿，也是把王族远亲的女儿冒充嫁过去的。其实，骨子里有一种看不起人家的意思，不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过去。 　　迦毗罗卫国王族远亲的女儿嫁给侨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后，生下的小孩子就是后来的琉璃王。琉璃王小时候就在迦毗罗卫国的舅舅家里长大，在王宫里生活了好几年。当时，净饭王为了迎接儿子释迦牟尼佛回国讲法，专门用黄金等种种的珍宝打造了一个宝座，可以说是举国家之力给释迦牟尼佛说法用。 　　当时的琉璃王很小，小孩子爱玩耍，时不时爬到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法座上玩耍，被宫廷里的卫士、管家看到了，呵斥他：“你这个婢女生的小孩子，怎么可以跑到我们举国最尊敬的佛陀法座上玩耍呢？赶紧下来！” 　　小孩虽然年纪很小，但在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小孩子被骂、被呵斥了几次后，心里就暗暗地下了决心：“等我长大了，我有力量了，我一定要消灭你们。我不单单是要得到你们这个宝座，而且要消灭你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以解我心头之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心里就留下了仇恨的种子，这是今生今世的近因。 　　如果只从表相上来分人的尊卑贵贱，往往会在他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当他弱小的时候，种子还不显得怎么样；当他强大的时候，仇恨的种子就会发芽，就会引起国与国的战争。所以佛陀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持平等心。 　　为什么五百释迦王族都会化为血水呢？为什么佛陀也会头痛三日呢？还有一个远因，释迦牟尼佛说了一个本生故事（宿世的因果故事）。 　　在无量无量劫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村庄，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池塘。某一年，突然大旱了几个月，所有的池塘都干涸了。池塘里有一条巨大的鱼露出了水面，村庄里的五百多人合力把这条鱼抬到岸上，分吃了这条大鱼的肉。有一个小孩子当时也在这个村庄里，他没有吃这条鱼的肉，但是他很调皮，在鱼头上敲了三下。 　　释迦牟尼佛说，当时这个敲鱼头三下的小孩子就是现在已经成佛的我。我因地上敲了鱼头三下，今天我就头痛三日。当时分吃了鱼肉的五百人就是现在化为血水的五百释迦王族人。他们因为过去生吃了这条大鱼的肉，从因果来说，今生今世哪怕被神通第一的目犍连送到天上去，因果业报一成熟，照样会化为血水。这就是远因。 　　《地藏经》上也说：“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业力成熟的时候，是无可逃于天地间的！不管你藏到天上还是海底，总是逃不脱业力。 　　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因果业力看得很通透，无量无量世都看得很清晰，这就是圣者的智慧！
　　七、佛教的孝道观
　　郭招金：中国人重视“忠孝”，所谓“孝当尽力，忠则尽命”。佛教进入中国早期，儒家知识份子批评佛教徒“无君无父”。如法师所言，释迦牟尼佛对自己的祖国是忠诚的，尽管他没有按照世俗的期待继承王位，使他的祖国强大起来。释迦牟尼佛能不能称之为“孝子”？他是怎样看待“孝”这个观念呢？出家人如何行孝道？ 　　大愿法师：佛教是讲孝道的。佛陀初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为菩萨们先结菩萨戒，先结菩萨波罗提木叉，就说“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特别值得关注的这句经文就是“孝顺至道之法”。什么是道？道就是我们的法身德，儒家称为明德，佛家称为佛性、法性、如来藏藏识、真如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的本体，指心的体。法身德是心体，般若德是心相，解脱德是心用。所以，佛陀这个“孝”的深义不是这么简单说，对于我们肉身的父母恭敬一下，献上一点好饮食，然后言语恭敬等等，不单单是这样，真正最内核的孝是法身德。 　　佛经里的《佛说盂兰盆经》是西晋的时候翻译到中国来的。最早的译本由竺法护翻译。竺法护是西域月氏国人，“世居敦煌”，世世代代都住在敦煌，八岁的时候就出家了，每一天“诵经数万言”，每天读经典，要读几万字，而且读完基本上就能背了，他的智慧很了不起。他“志弘大道，随师西行，遍通西域三十六国语言文字”，很有智慧。我们现在学一种语言都觉得很难，竺法护对整个西域三十六国的语言文字都很精通，当然也包括了梵文。他携回大批梵本，带了很多梵文经典回来。他翻译的经典比较著名的有《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正法华经》是早期的译本，后来鸠摩罗什的译本是《妙法莲华经》。还有《佛说盂兰盆经》等一百六十五部佛经，是西晋时代最伟大的译经家。 　　据《佛说盂兰盆经》的记载，“盂兰盆（Ullambana)”是梵语乌蓝婆拏。盂兰，译作“倒悬”（人被倒挂），盆是指供品的盛器，所以，“盂兰盆”的意思是用来救倒悬痛苦的器物，衍生出来的意思是，用盆子装满百味五果，供养佛陀和僧侣，以拯救入地狱的苦难众生。 　　释迦牟尼佛有一重要弟子目犍连（简称目连），修持甚深，以神通著称，相传目连的母亲做了很多坏事，死后变成饿鬼，目连通过神通看到后十分伤心，就运用法力，将一些饭菜拿给母亲食用，可是饭一到母亲口边就化为焰灰，目连大声向释迦牟尼佛哭救。佛陀告诉他，必须集合众僧的力量，于每年七月中以百味五果，置于盆中，供养十方僧人，以此般功德，其母方能济度。目连依佛意行事，其母终得解脱。 　　这种仪式最早从南北朝时代目连救母的功德法会中开始流行。西晋时，《盂兰盆经》被译成汉文，因为它所提倡的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和儒家传统的孝顺父母的思想相符，普受君王的赞扬和重视，并在中国广为流传。据《佛祖统纪》记载，梁武帝即开始设坛举行盂兰盆法会。自此往后，历代帝王臣民多遵佛制，兴盂兰盆会，以报答父母、祖先恩德。 　　唐代宗李豫每逢七月十五，都要在宫中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城中的寺院也要备办供品，陈列于佛像之前，十分虔诚。 　　宋朝儒释道三教合流，与道教中元节的祭祀亡者灵魂、儒家祭祀父母祖先等活动结合，构成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一系列祭祀活动，七月十五这一天已演变为民间的祭祖日，家家祭祖亡亲，并且盛行放河灯超度孤魂野鬼的活动。 　　到了清代，对七月十五中元节的祭奠活动更为重视，各地寺、院、庵、观普遍举行盂兰盆会，并在街巷设高台诵经念文，作水陆道场，放焰口，表演《目连救母》连台本戏，有的还有舞狮、杂耍等活动，夜晚还把扎糊的大小纸船，放入水中，点火焚化，同时还点放河灯，称之谓“慈航普渡”，十分热闹。除外，当时各家各户，都要在门外路旁烧纸钱，以祀野鬼。 　　儒家的孝道强调要孝顺今生今世有肉身的父母，佛教修盂兰盆供让七世父母得以解脱，这里的“七世父母”不是指我七辈子的父母，是指无量无量生，用七来表示。无量生的父母是指一切众生。佛教认为，孝道文化可以解决自与他、生与死人生两大根本冲突，可以延续家族血脉传承，而孝道文化在《佛说盂兰盆经》中更以开发心性、彰显生命灵性智慧的传承为究竟，令生命觉醒，令众生看到自他皆有、法界遍满的生命力，看到“生命就是价值”！所以，不仅要孝今生之父母，还要孝敬多世之父母；不仅要孝敬父母之身心，还要孝敬父母之法身；不仅要孝敬自己之父母，还要孝敬众生之父母，进而视一切众生为父母，开显自性之父母——即方便为父，般若为母，让生命真正回家——恢复到生命本然纯净的状态！
　　八、人性的善与恶
　　郭招金：中国历史上的圣哲，包括孔子、孟子，荀子等，都在讨论人的本性问题，所谓“性善论”、“性恶论”。古代启蒙课本《三字经》开篇即说——“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后来在社会上受到各种污染，才变成恶。《道德经》主张修德要“日损”，即每天减少一点不好的东西，道德水平就会不断提升。释迦牟尼佛对人性的看法如何？或者说佛经并不讨论这个问题。 　　大愿法师：这是个很宏大的命题，中国历来都存在人性善与人性恶的争论。比如，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但当受到后天环境制约的时候就不敢造恶，会变得越来越善。孟子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义、礼、智”之说，源头上都是从心地本善、性善的角度展开来说的。 　　第一点，释迦牟尼佛不是简单地说人性善还是性恶，他是超越了人性的善和恶。我们说的“善”和“恶”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释迦牟尼佛是从超越善和恶的角度来说生命本源的活力。最源头的活力如果是迷昧的状态，当然就是欲望，欲望炽盛就是性恶；如果我们有恰当的方法能够照亮她、开启她，当然就能够成圣成贤，往性善的角度来开发。从人性的真正本质上说，禅是一个非常原初、超越性善与性恶的命题，而不是一个可以被客观认识和评价的对象，这应该才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 　　第二点，我们也可以将性善与性恶引申来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在本质上定义人性是恶的，要从制度上去制约，所以有所谓“三权分立”等等。西方社会的法律很完善，是一个契约社会。我很赞叹《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奠定了契约社会的基础，有了契约，社会就变得简单了，大家都按照契约来行事，没有谁可以超越契约、越超法律。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很简单，都按照规则来行事。从社会制度设计上纠正、防范、引导，让法律越来越完善，让社会越来越规范。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源是立足于人性恶，她有正面的价值，也是西方文化五百多年以来能够取得长足发展的源头。 　　郭招金：现代哲学家已经不再讨论人性恶、人性善的问题。一般多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人性是不能考验的。要避免人做坏事，至少有几重约束力，一是道德文化的约束力，让人从内心不会去做坏事；二是法律的约束力，让人不敢做坏事；三是宗教的约束力，让人有所敬畏。 　　大愿法师：我们看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儒家思想是以孔孟学说为主导。孟子是强调性善，强调人人皆可为尧舜，强调人人皆可以达到君子的境界，强调自觉。这会产生一个弊端，那就是伪君子、真小人的出现，这就很糟糕了！强调每个士大夫、为政者的都要自觉地做个君子，事实上很多人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去防范性恶的时候，社会的进步可能就停滞了。 　　其实很多人己经在反思这个命题了。比如，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了中国元朝时候元大都（现在的北京）、杭州的景象，那个时候中国国力鼎盛、经济非常繁荣。到了16世纪末利玛窦的时代，中国的繁盛还仍然是元朝时的水平。利玛窦是个很有智慧的传教士，他就反思：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几百年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呢？原因是社会制度设计有偏差，没有从人性本恶的角度来防范人的劣根性。只强调自觉，只强调人人皆可为君子，就导致了大量的士大夫、官员都是伪君子、真小人。社会变得“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法律和社会制度设计都是不完善的。从法律、社会制度的完善角度来说，有必要补强这一课，有必要更好地规范社会制度。 　　如果放眼全球来说，从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文明就成为强势文明。西方文明推动了全球其他种种的传统文明发展。它们都自动或者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然后都自动或者被动地走向了现代化、工业化。尤其是1945年后各个殖民地开始独立，成为独立的民主国家，都开始走向了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从公元1500年以来，不到六百年时间，西方文明都是主导文明。我们要学习的当然是科学技术，这是改造世界、让生产力极大飞跃的工具。但是单单学工具是不够的，工具的背后是社会制度的保障，所以学社会制度的保障才是关键。 　　如何避免中国封建王朝时代几百年轮回一次？一个王朝建立了又被摧毁了，另一个王朝建立起来又被摧毁了，几百年累积下来的生产力一次又一次被摧毁再重新开始，怎样跳出这个怪圈？怎样让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怎样防范人的性恶和劣根性？要用社会制度来保障，使人变得越来越彬彬有礼、越来越有教养、素质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怎样来建设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 　　中国己经进入现代化了，己经融入世界文明了，我们的经济总量早己是全球第二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经济总量可以做到全球第一，但是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呢？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现在是全面吸收西方文明，但西方欧美国家没有全面地大量吸收中国文化。我们拼命地、全方位地吸收人家的，人家吸收我们的却很少。这就是巨大的差异和问题了。 　　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不单单要吸收他们的科学技术，更要考虑他们的制度设计。制度建设方面有没有值得我们吸收、借鉴的地方，能不能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成熟的公民社会，能不能让中国社会从富强的社会走向文雅的社会——人人皆有教养、公民皆成熟的社会，这才是值得我们借鉴、吸取的地方。 　　晚清的著名大臣李鸿章曾经访问德国，跟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作了深入的交流。李鸿章走了以后，俾斯麦就摇摇头，对身边的随从说了一句话：“日清两国必有一战，一旦开战，中国必败，日本必胜。”虽然日本是个小国家，大清国是个大国家，但是为什么大清必败、日本必胜呢？因为他发现李鸿章到德国只考虑进口德国先进的武器、军舰，只在器物的层面；而日本人到德国，不单单是要进口这些先进的军舰和军火武器，更全面地考察德国的社会制度，全面地吸收西方的文化，因为这一切先进技术的背后，其实是有制度设计在支撑。所以他能够早十几年就预言：“日清必有一战，而大清必败！”俾斯麦是很有远见、很有洞察力的。 　　我们作为当代的中国人，应该既要有洞察力又要有远见，同时也要有自信心。今天的中国不是一百多年的中国，中国对世界应该有更多的贡献，跟随“一带一路”的拓展必定要有文化先行，而在文化先行之中，禅的智慧和文化必然能够超越民族、地域、文化的隔阂，必然能够先行，必然能够起到重大的作用。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印度总理莫迪到中国访问，第一站就是到西安，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在西安欢迎他。可见佛教文化在中印两个大国的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有这样几个作用：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印度的时候，莫迪总理是在他的家乡迎接我们的总书记；莫迪来到中国的时候，习总书记也是在他的家乡陕西迎接印度总理。他们都是在故乡迎接彼此，中国和印度从精神的故乡这个角度来说都是佛教。中国和印度交流最频繁、最密切、最深入、最兴盛的时期是唐朝，无论是玄奘三藏法师还是义净三藏法师，都是以佛教文化的交流作为载体。中印两国其实都可以以佛教文化作为精神的故乡，我们觉得应该有很深远的意义。 　　第二，莫迪总理来中国以后，首先到了大兴善寺，这是翻译唐密的一个重要祖庭。我们总书记又跟他一起到了大慈恩寺，登了大雁塔，又参观了玄奘三藏院……这些都是佛教文化的展现。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大国，而且是人口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这两个大国能够以佛教文化作为载体开展交流互鉴，成为了一个新的趋势。 　　第三，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从“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说，通过中亚到印度再到欧洲都是相关联的。从南线（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战略有了印度的支持，基本上就稳固了，而且能够消除中国的心腹大患。过去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一直在挑动印度来反对中国，让中国顾此失彼。如果中国的“一带一路”在莫迪任期之内能够践行和立足的话，这个战略基本上就稳固起来了，日、美的招数就落败。 　　中国政府过往推动“文化先行”，只有孔子学院在推动。最兴盛的时期，全球建立了三百多所孔子学院，现在很多都萎缩、关停了。中国政府为此花了大量的金钱，国家汉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效果不理想，因为有局限性。 　　儒家学说本质上不是宗教，没有深入到人的生命最内核，没有达到宗教那种深入的程度；只是作为一种学说，要想影响全球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向外传播，一定要有两个东西作支撑：一个是语言，一个是宗教。佛教智慧对外传播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撼动人的内心深处。 　　我们六祖寺系统建立了国际慧能禅学院，是立足于传播佛学的禅智慧。禅智慧是超越民族局限、宗教局限的。而且佛学传播不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是纯粹由民间的力量来推动。除了慧能禅学院之外，我们近期在策划建一个玄奘国际学院。现在在四会六祖寺学习的就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三十多个留学生，希望他们回国以后，在他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开辟出弘扬佛教文化的新途径、新平台和载体。 　　我们回到前面的话题，不是单纯地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的角度来争论，而是要看到其在当代的意义。从公元1500年以来，国家社会的发展，前面几百年近乎处于停滞状态，一直到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发展陷入停滞状态不是因为人不努力、不勤奋，而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局限，过分地强调孟子的“性善说”，相信每个人的自觉性，而没有从“性恶”的角度去防范人的劣根性。制度设计有局限而导致停滞不前。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说，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反思的。从个体价值来说，佛教文化作为跟各国交流的平台，应该比孔子学院强多了，普世价值也大多了，各种文化交流的可接受程度高多了，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她的作用。 　　郭招金：我的家乡福建省泉州市，清初有个大学问家叫李光地，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不研究佛学，但与和尚有一些交往，他在和当地锐锋和尚讨论佛理时，问了三个问题，对此在《榕村笔记》里有详细记载： 　　敝乡僧锐峰，真在彼教中能窥最上一层道理。曾有三段话，吾皆记之。渠受付法归，为善知识，予访之。请问，曰：“余不读佛书，无可举质，但就耳闻至俗鄙之说以相质。如所云‘轮回’者，岂人死后必有存者，以待再生？”曰：“此有何奇！不必远求。以佛法观天地，只以心法观之。生死如昼夜，昼夜相循环，心之起灭无时，其起者即其灭者，有二物耶？”曰：“人作恶变为禽兽，禽兽有善又变为人，信乎纷然变化耶？”曰：“人一日之间，意念起伏，善恶杂乱，几番为人，几番为禽兽矣，何疑乎！”又问曰：“妄念不除，如公等信当下有悟，一丝不挂耶？”曰：“工夫何必急，但要愿力发得大。愿力大，悟也悟得快，去也去得净。居士问此，必有平日胸中打迭不过的事放不下，学道人要当下斩截，己往将来，有何牵挂？故曰：‘学道必须铁汉，下手心头便判。直证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问：“吾儒所谓心性与佛不同，不知公教中所云‘明心见性’者，可举似其端倪否？”渠冥坐移时，曰：“善恶无记。今人有恶念罗列胸中，固不好；有善念罗列胸中，亦是累。不记善，不记恶，又不是昏然无记，此是‘明心见性’。”此三说者，皆是彼教最精处。 　　从这段记述中，可知李光地关注佛理中的人性善恶问题。每个人心中都有魔，也都有佛，当魔被抑制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好人，当他的佛性被抑制的时候，他就会做坏事。 　　大愿法师：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人性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有善的一面，有恶的一面。如果要完整地阐述人性，从佛教哲学的角度来说，一定要立足于三大块来论证，不然就说不清楚了，三大块就是体、相、用。 　　从本体来说，是不可言说的，她不是一个可以客观评价的对象。人性从源头上来说，是一种生命的源动力，生命最本源的活力。但在我们这样描述的时候，己经有凡夫的思维介入其中了。这是从“体”来说。 　　从相来说，有善的相，也有恶的相。如果从相的角度来说，佛教是既完整地接受孟子“人性本善”的说法，也接受荀子“人性本恶”的说法。人性从相来说是两种力量并存，既有天使的力量，又有魔鬼的力量。当我们不断地给天使的力量浇水时，她就会强大，就会抑制魔鬼的力量；当我们放纵自己，不断给魔鬼的力量浇水时，魔鬼的力量就会强大，而善的力量就会减弱。这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当它长得很大的时候，周围的小树就会渐渐枯萎，因为小树得不到滋养。 　　我们可以看到人世间的相、社会的相，看到人间的森罗万象，人间的森罗万象都跟人性的善和恶息息相关。原初的力量之所以能够感动人，都是来源于人性善的力量。比如特蕾莎修女、佛教里的大峰祖师。北宋时候广东潮汕的大峰祖师做了一个善堂，一辈子不造寺院，专门化缘；化缘以后去做慈善，修桥、铺路，哪个地方有水灾就去赈济，水灾把桥冲垮了就去造桥。潮汕人后来移民到泰国发展，建立了很多大峰祖师的纪念堂、道德古堂。这都是发扬人性善的一面，是感动人间的善的典范。对于人性恶的一面，我们要从社会制度上防范人的劣根性，是值得汲取养分的。 　　还有一方面是从用上来说。用就是指人的觉察力，释迦牟尼佛住世教化众生的时候，他那么多弟子都证得阿罗汉果，方法就是四个字——保持觉知，或者浓缩成两个字——觉知。觉知力！人性最原初的、最本源的动力，发挥在人的身上就是觉知力。我们能够觉知万事万物，保持平等心，保持觉知力，一切的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是不是很简单？大道至简！没有那么复杂。 　　佛教的修行方法，其实也是利用了人性绝对的善——觉知力，不是善恶相对的那种善。我说话您能听，您说话我也听得懂，背后就是觉知力，感知万事万物的能力。 　　临济义玄祖师有一次上堂说法，曾经说过一段话：“有一无位真人，在汝诸人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在眼能见，在耳能听，在足运奔。” 　　无位真人实际上就是描述我们与生俱来的觉知力，感知万事万物的能力。这个源头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展现就是觉知力。佛教修行方法的本源就是这个绝对的善，不是那个善恶相对的善。她的妙用就在觉知力上，一切修行方法都是要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 　　我们的心为什么会不平等？因为我们接受了种种善恶观念的教化——文化教育。很多观念、价值观灌输给我们，说这是善的、那是恶的。当然，要让社会建立和谐秩序，这些价值观的灌输是需要的。这些观念让人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会让人的思维受到局限。要超越这种禁锢，将生命提升到尽虚空遍法界的境界，就需要保持平等心，回到生命本源的妙用，生命本源、本初的那种源动力，妙用就是觉知力。 　　如果要说清楚人性这个问题，应该从体、相、用的角度。 　　不然，无论说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说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说性善性恶，不管怎么说，说来说去都是在相上面讨论。讨论这个相是善的还是恶的，说来说去都说不到最关键上。佛教哲学的特质不单单是停留在人性的相上，还有本源的体和妙用，所以要从体、相、用三个层面来说，尤其是体和用，这是佛教的特质、佛教的不共法，是佛教哲学了不起、最殊胜的地方。 　　郭招金：我理解您这个概括，佛教的思维比其他哲学的思维有更深入的地方。可以这么理解吗？ 　　大愿法师：对，更透彻、更圆满！
　　九、佛教的生死观
　　郭招金：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对待生死问题的？人是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如果按照赵朴初的观点阐发的话，就是花落还开，流水不断。按照弘一法师的理解，那是悲欣交集，他认为生死是喜的。比如明朝福建泉州有个思想家李贽，后来他学佛了。有人问他：“你怕死吗？”他说：“我怕死。”他怕死就去学佛。儒家读书人认为佛家对生死问题研究得最透彻，释迦牟尼佛的本意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大愿法师：李贽著有《焚书》《续焚书》。他的思考很透彻，看起来是儒家的一个异端，但他的思考很独特，有很多创见。对于李贽的《续焚书》我很欣赏。那您是怎么看待生死呢？ 　　郭招金：生死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就是“人死如灯灭”，灯点完了，物质就不存在了。唯物主义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大愿法师：这个应该还不完全是儒家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孔子对生死问题本原的解说，孔子是“存而不论”的。他特别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需要讨论。对于鬼神和死后的境界，他是“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就“子不语”，存而不论。 　　郭招金：孔子还讲过一句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句话充分体现圣哲的智慧，我们后人怎样理解都可以。可以理解为，世界上并没有神的存在，但在你祭神的时候，要当它是存在的，要心存诚意；也可以理解为，神是存在的，在你祭神的时候，它就是存在的。他这句话说得很活。 　　大愿法师：我建议您可以深入地了解一下钱穆的思想，他对这个问题解说得很清楚。钱穆认为儒家的学说有独特的一面，己经解决了西方要用宗教来解决的生死问题，因为生死一定是宗教的源头。为什么有宗教信仰？因为人不知道死了以后会怎样，信某一种宗教，希望有一个支柱，知道自己死了以后能够有一个好去处。这是一切宗教的支柱、源头。钱穆在这方面思考得很深入，他认为人类的学问无非是建基于处理好人与人的矛盾问题——人与人之间必然有矛盾，因为要争夺资源；另一个是处理好生与死的矛盾问题。他认为儒家的思想己经解决了这两大矛盾问题。 　　西方是怎么处理人与人的问题？人与人的矛盾靠社会契约来解决，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人与人的矛盾。在法律框架、制度框架之内，大家都依法律，没有谁可以超出之外。 　　“9·11”事件中，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掉了。这两座楼都是属于一个地产商的，而两块地皮是他租来的，他每一年都交租金，“9·11”后他不去修建了，因为他希望美国政府能跟他谈判给他钱，他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国政府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大家都是在法律契约的框架之内。 　　如果在中国那还得了？哪个敢对上面调皮啊？不要说美国总统出面，就是一个省长、市长出面，你都要乖乖地听话。所以中国的官员很大，商人很小，一个科长都可以吓得一个大商人屁滚尿流，就是因为社会制度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美国的地产商就是够牛，不管舆论怎么攻击他，只要不违法就不建，只按年交租金。他只在边上建一个自己家族的房子，建好后就出租。我是看到万通的冯仑去美国发展房地产，他租了这个地产商的一层楼作为美国地产中心的运行楼。他讲了很多细节，我觉得很搞笑，可以看出制度的不同。 　　“9·11”已经过去五年了，那个楼还没有盖起来，而地下的基础设施美国政府己经花了105亿，而那个地产商无论如何都不肯拿钱出来建地面上的楼，美国政府就很着急了。后来，美国政府好像花了十几二十亿把经营权从地产商手里买过来，再把它建起来的。 　　如果在中国就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怎样来解决人与人的矛盾？西方是靠社会契约，靠法律来解决人与人的矛盾问题。 　　钱穆认为儒家就用一个“孝”字来解决，就是上一代跟下一代。先从家庭的矛盾开始解决，父子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因为是父子，是亲情，从亲情的角度能够解决父子之间的矛盾。“孝”字，上面是“老”字的一半，下面是“子”字，这样代沟就消除了，从天性出发，从亲情出发；进一步推展开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从这个理念出发，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历代帝王都倡导所谓的“以孝治天下”。皇帝把整个国家看作是个巨大的家庭，用孝道来统治天下。由一个小家庭拓展到一个巨大的家庭，都用孝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人与人之间因为争夺资源而产生的矛盾。所以，中国历来都是从家庭的孝道文化出发的宗法社会，而西方从《社会契约论》后就是契约社会了。这是第一个矛盾，是根本矛盾。 　　第二个矛盾是生与死的问题。西方用宗教来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有所谓的“人死后能够升天堂”等等说法。中国还是用孝来解决生与死的问题，就是说父亲这一辈死了，他的血脉传到了儿子那一代；儿子这一代死了，他的血脉又传到了孙子那一代。虽然人的肉体是死了，但是家族家风（袓上的精神）传递下去了。中国人很重视家训，如《朱子家训》《钱氏家训》等等，很注重诫子（教诫儿子），诸葛亮的《诫子书》《颜氏家训》等等，本质上解决的都是生与死的矛盾问题。虽然肉体死了，但精神传递下去了，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了。中国人特别强调的就是家族血脉传承，从物质上是血脉、骨肉至亲传递下去了，或者说遗传基因传递下去了；从精神上来说，是将祖先的精神传递下去，以此来解决生与死的矛盾问题。 　　回到您前面的问题，怎样是“祭神如神在”呢？这里的神不一定是指外在的天地万物之神，更主要的是指家神，是指祖先。儒家的思想历来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西方用法律和宗教来解决的两大根本矛盾问题，儒家的思想都解决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很赞同钱穆的说法。 　　蒋介石到了台湾，他主张推动土地改革，用金钱把地从地主手里买来再廉价租给农民，农民就安心了。地主有了钱就成为第一代的资本家，像辜振甫那些家族都是由此起家的。我们认为这个改革也是值得赞赏的，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这是蒋介石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让他在台湾能够站住脚的本源，否则他就站不住脚。他痛定思痛，思考在大陆那二十几年的统治为什么会失败，原因是没有考虑到让大多数人安定下来。我认为，这一点他是想透了、吸取教训了。 　　还有一个是推动传统文化的弘扬，蒋介石邀请钱穆到三军之中作文化讲演。那时候他是很得志的，在阳明山的“双溪别墅”，专门把一幢别墅送给钱穆居住。但钱穆是个学者，没有产权观念，其实老蒋那个时代，如果他要求办一个产权证就好了，但他没办。老蒋死了以后，蒋经国的下属管理者对他就不买账了，要把他出去，认为这个糟老头子没什么用，还要占用一幢地理位置那么好的别墅。钱穆就凄凄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地搬走了，他晚景很凄凉。 　　我认为钱穆的思想，尤其是他对儒家的思考是有独到之处的。我认为他的思想是民国，尤其是晚清以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高峰。他的著作由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以后，我都完整地看了，很赞赏。他思考的高度、深度、广度等很多方面都己经超越了某些新儒家学派，是一位很不错的学者。这是由您的“祭神如神在”引申出来的一些想法。 　　在佛教看来，生和死都是生命在流转的一种相，有生的相，必然就会有老的相、病的相、死的相。在相上来说一直在轮转，正如天地一样，天地也会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生就像春生，很强壮时就像夏长，开始衰老了就是秋收，死了就是冬藏。人生也是如此，必然会有这样的生老病死之相，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人作为最高等级的灵性、智慧型生物，也会由此而产生紧迫感。我生下来、长大了，能够用智慧来观察这个世界，也能够回过头来向内观察自己，观察自己就是解决怎样实现生命的永恒问题。只有人类能够思考这个问题，其它一切动物都不能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高级灵性智慧彰显的地方。 　　人有生老病死苦，是无常的。人命在呼吸间，是非常脆弱的，就像水泡一样，稍微一刺就灭掉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人的生命实现永恒呢？有没有一种途径能够让人永远脱离烦恼和痛苦呢？ 　　第一点，释迦牟尼佛最初出家就有这个动力。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里有“太子游四门”的故事。太子由垂垂老矣、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到了老苦、病苦，由出殡送葬的人哭哭啼啼看到了死苦，出北门看到了沙门的清净之相，然后启发了他走向另一条出世的道路，追求生命的永恒和觉醒。 　　生死之相是必然规律，包括已经成佛的圣者和已经解脱的祖师，他们在相上都会示现生老病死。虽然释迦牟尼佛已经彻底解脱了，但在相上必然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也示现了生老病死苦。只要在人间示现，必然会遵循人间的规律，遵循大自然的规律。 　　释迦牟尼佛在晚年也示现了衰老，也示现了吃毒蘑菇。他走到了拘尸那迦，一个铁匠之子纯陀供养他一些蘑菇，这个供养者是好心，但是他不知道蘑菇是有毒的。释迦牟尼佛吃下去当天就开始腹泻，连续腹泻了几天，然后在树林里面示现了涅槃。 　　第二点，圣者也会有生老病死苦的相，他知道生老病死是必然规律，而凡夫总在生老病死苦里妄想着应然的期望，希望长生不老。所谓有了钱就想权，有了权就想当皇帝，当了皇帝就想长生不死……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像秦始皇，他派徐福带着三千童男童女东渡到海上，希望到海上仙山能寻找到长生不老药。汉武帝也迷信术士的丹药，找了一些道家的术士来炼丹，希望吃下去能够长生不老，最后也死掉了。一直到了明朝都有这个问题存在，明世宗吃了术士的方药，而那个方药很大成分是汞，本质上就是水银中毒，不死才怪呢！ 　　道教在发展中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从陶弘景开始，尤其是到了南宋的白玉蟾，已经由炼外丹转为炼内丹。他己经看到了炼外丹时毒性非常大，所以转为炼内丹，转为开发人的精气神。 　　那些皇帝就是那么愚蠢、迷昧、迷信。那都是人的欲望驱使，他们不接受生老病死的必然规律。个人欲望膨胀，以为以他们的能力能够调动资源，抱着一种应然的妄想，希望能够找到长生不老的药。他们不接受人“生了就会死”，对于病也不接受，对于老也不接受，对死当然更不接受了，这就是凡夫愚痴的状态。圣人接受了必然的规律，不抱着应然的妄想，这是应然和必然之间很大的差异。 　　第三点，凡夫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之中是很痛苦的，生也苦，病也苦。圣者虽然肉体上有病，也有身体上的受，但精神上没有跟随，不会觉得很痛苦。圣者没有所谓的“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圣者没有爱憎取舍，不会说“病太苦了，希望赶紧好起来，赶紧把它排斥掉”。圣者是完整地接受种种受，是有平等心的。 　　凡夫按照十二因缘而三世轮转，总是希望接受好的受，希望它长存；对不好的受，希望能快点消灭掉。而圣者对任何受都能完整地接受，深入地体验。修行就在这个地方，禅的智慧就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了，这就是差异。 　　第四点，如果从本源上来说，无论是生还是死，背后都是生命力。生命力导致了生，生命力也导致了死，要作一个切换，才有了死亡。其实源头都是生命，要觉醒就是让生命力展现出来。生命力不被欲望所污染，不被凡夫的种种知见、情见所染污。这是所谓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让生命力赤裸裸地、无挂碍地彰显出来，这就是觉醒。本质上，学佛就是学这个。 　　佛教不是道教，没有“学佛以后就能长生不死”的说法。你是要能够完整地接受（不是不情愿的，不是抗拒的），你要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只是一个相；种种相不过是一个切换，就像能量守恒一样。由这种相变成那种相，由煤炭发电变成电力，由煤炭的物质相变成电力的能源相，不过是一种相的转化而己。所以生死哪里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哪里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这样明白以后就恍然大悟了：原来死亡并不可怕，不过是一种能量的切换而己！这个时候心胸就很坦然了。 　　再回到您前面所说的，赵朴初在圆寂前很多年就写下了一首辞世的偈子：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表示他对生命境界的一种感悟。弘一法师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是立足于佛教哲学和生死观，才能够活得这么心胸坦荡，面对死亡的时候才能够不恐惧。 　　学佛的弟子们面对生死有四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喜悦。因为他修行了一辈子，人身有了衰老的相，马上就能够换掉，有一个更清净、更庄严的相来利益众生、来弘法，所以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害怕，很喜悦。 　　第二种，次一等的学佛弟子，因为马上就要离开娑婆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去了，所以也很欢喜。 　　第三种，又次一等的，他是心胸坦荡的，觉得这辈子自从学佛以来没有做过坏事，一直在修行和做善事，相信起码可以生善道，所以面对死亡心胸坦荡。 　　第四种，再次一等的佛弟子，在面对生死的时候，起码可以做到死而无憾。他觉得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没有对不住人家，没有干什么坏事，虽然谈不上什么大修行，但是起码相对清净。虽然也没有轰轰烈烈地建功立业，没有什么大事业、大成就，没有能影响多少人，也没有能留下足以传之于后世的大学问、大学说，没有什么造诣和大建树，但起码没有错乱因果，起码没有浪费人身，很平静地度过了这一生，所以他没有什么遗憾。 　　真正的佛教徒起码有四种面对死亡的境界。不管是哪一种境界都没有恐惧，这样就能够真正做到“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就是佛教的生死观。 　　郭招金：佛教教人对死不必恐惧，但更教人要珍惜生命。日本的宫崎奕保禅师活了106岁，他年逾百岁时依然与年轻禅僧一起修行，他说：“常人认为只要拥有‘何时死去皆可’的达观态度就算开悟了，其实这属于错误的想法，唯有平静地活着的人，才算开悟。死很容易，平静活着，是件难事。”法师您也是经常对信众开示要活在当下，珍惜生命，珍惜现在。 　　大愿法师：是的。因为有死亡的鞭策，更加要精进修行，这是精进修行的动力源泉。每一天都有死神拿着宝剑悬在头上，所以一定要与死神赛跑。在死神降临之前的一刹那，如果得到了了生脱死的智慧，就胜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死亡是好事，死亡是动力，死亡是鞭策，死亡是我们精进修行的驱动力。修行，不是在外面建立工作室，而是在内心建立工作室，不断地净化我们的内心。不用向外求，只要向内照亮自己的心就好。你向外求，很多东西是不可控的；你向内求，自己可以掌控。所以修行必定可以成功，只要你真正地下功夫，真正地向内求。 　　第五点，无论是生还是死，需要开发的生命最初的本源智慧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那就是觉知力，就是觉照，也就是《心经》上面所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照见”这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这种生命的源动力在妙用上就体现为觉知力，我们只要用好就行了。 　　一开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保持正念，也就是神秀禅师所说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保持觉知。一直保持正念，妄念一起马上用正念去转化、消融，不是拼命地打压这个妄念，而是用正念的智慧去照亮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最粗浅的一步——觉照。 　　第二步是照住，照住就是菩萨的境界了。我们一直保持觉照，而且能够安住于般若智慧之中，不起妄念，时时刻刻都安住在般若智慧之中，也就是“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这是六祖大师解说的智慧境界。正念、妄念都消融了，妄念连根拔起了，正念也不要刻意保持，时时刻刻能够在正念之中，这就是“菩提性宛然”。菩提觉性、觉照力宛然存在，这是大菩萨的境界，是明心见性的大禅师的境界。这就是照住，安住在般若境界里面。 　　第三层境界就是照见，“照见五蕴皆空”是大菩萨的境界，是观世音菩萨的境界，是佛的境界！ 　　生死观很有用，你在活着的时候，每一刹那都把生命源头活水的妙用（觉照力）发挥出来。当然，无次第中次第宛然，从凡夫的角度来解说就有觉照、照住、照见这三层境界，所以佛教的生死观有很多的妙用，既是修行的动力，又是修行的方法。

【贰 佛教的传播与现代价值】

　　一、关于科学与佛法论
　　郭招金：中国古代认为“天无二日”，佛教认为外面还有很多害人的东西。中国人认为水里面没有东西就是干净，但佛教认为里面还有很多东西。现在科学证明干净的水里还是存在很多东西的。我听您说过，科学家经过努力攀到高峰的时候，发现佛祖…… 　　大愿法师：这是朱清时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分会场上讲的，关于“缘起性空”：当物理学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筋疲力尽攀上物理学高峰的时候，发现佛教的修行者早己经在上面等候多时了。 　　郭招金：对！林觉海的例子也很有意思，他是研究核物理的，在大学里当教授，是神童班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到六祖寺来，他说研究了科技问题以后，发现跟佛经里讲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他就不再做原来的科技研究了，改为研究佛教。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有数据统计过，近两三百年来最伟大的300位科学家，其中有262位是有信仰的。 　　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些研究社会科学理论或研究佛学的教授，比如季羡林，他是专门研究国学的，但他不信佛教；还有比较特殊的范文澜，他对佛教是彻底否定的，季羡林说过：“我只是从语言学去理解佛教。我越研究佛教就越不相信。”但他后来也向赵朴初道歉和忏悔了，这个例子很少人知道。 　　这是个问题，一般世俗认为科学家是研究科技的，应该是不信佛教的，反而很多人相信了；社会学家在研究佛教以后应该相信了，反而又不相信了。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信了。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讲了很多东西，科学家认为还是有道理的，我想听听您的理解。 　　大愿法师：在人类的科学还没有达到能够观察微生物，还没有能够看到浩瀚的天体，包括银河系之外的无量星系；佛陀都能够了如指掌，而且说得那么透彻。很多佛弟子以此来证明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就像习惯炫耀祖上如何富有、如何伟大一样，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是中间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可复制。释迦牟尼佛怎样由一个凡夫成长为佛陀，我们如何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不单只是在心性修养上，佛陀对世间的了知己经超出凡夫的境界太多了。 　　如果要展开来可以说很多。比如，现在所说的超弦理论——宇宙万物其实都是没有实体的，就像乐队弹奏钢琴那样形成一个弦在振动。整个宇宙的变化、运行规律不过是超弦理论所说的——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所演奏的音符篇章，这就非常了不起了。还有微生物学的观测、天体物理学等领域的新发现，我相信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对释迦牟尼佛必将越来越敬佩得五体投地。其实科学越昌明，提供的理据越多，佛法就越容易被论证，越往后就越容易被论证。而不像其他宗教所说的，造物主用六天造了世界，第七天休息，这个要论证起来就很有难度了。 　　佛教最基本的理论是“空”“有”，我们先说“有”——“空”要说的话就浩瀚难穷了。“有”无非就是存在和显现。如果用坐标轴来表示，“存在”作为一个横轴，“显现”作为一个竖轴。 　　有一种是既存在又显现的，比方我们人道的众生看到的椅子、小桌子，既是存在又在我们面前显现，是我们的认知水平足以达到的。 　　还有一种是存在但不显现，不显现当然就是指我们的感知能力、认知能力难以达到的。比方说，超过某些声段的超声波或次声波，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我们感知不到就说不存在吗？现在科学己经证明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感知不到，在我们人道来说是存在而不显现的。 　　还有一种，显现但已经不存在。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我们的认知水平理解不了，而现在的天体物理学已经能够证明这点了。有很多东西是在我们面前显现，但是不存在的。有些星体其实早己经灭了，但它的光向地球飞过来，现在我们的视线还能够看到它的光亮。天体物理学这样一解释，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了。 　　还有一种就是既不显现也不存在。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基督教说“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这个世界”，且不说真实程度如何；就算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还是比较浅的宗教。因为上帝还在人的认知水平里，他创立了世界又怎么样呢？！印度教也讲到，不只存在着人能够认知的长、宽、高、时间的四维空间，还有多维的时空、全维的时空，都有非常丰富的神的存在。 　　由这个纵横坐标轴四个象限，我们就足以看到，只是讲“有”就可以看到这么多层次。 　　我再回应您前面说到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反而更容易相信宗教。比如朱清时，他是从物理学进入，原来是没有信仰的。还有林觉海也是核物理学专业，他们非常心悦诚服地信佛法。因为他们看到了人的能力的渺小，他们也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没有任何现代的研究工具、科学仪器下都看得那么透彻，那时候佛既没有用望远镜，也没有用显微镜，他们当然就五体投地了。 　　我认为这种五体投地是非常理性的。既然佛作为一个人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背后的修证原理和道路是什么呢？认识论是什么？是不是能够复制？科学家是注重复制的，不可复制的都不能叫科学——谁知道是编出来的还是真正实践出来的！在每个智力正常的人身上通过修炼照样可以呈现，用科学的角度就是通过另一种科学试验，这样就信心大增了。我认为这种信心是非常有智慧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他们所抱持的目标也是跟随佛陀去修行、去实践、去证悟，我非常赞叹由此而建立的信仰。 　　无论是南传的七清净、十六阶智，还是北传佛教更丰富的菩提道次第，都足以证得像佛一样认知这个世界，更透彻地认知浩瀚的宇宙世界。科学越昌明，佛法必将越兴盛。大家的科学素养越高，认知水平越普遍提升。 　　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越研究还可能越不信。因为现在的人，本身就在人的精神领域里一直打转转，画地为牢了；在画地为牢的圈圈里面，不管怎么转来转去，永远也跳不出去，没有一个突破口。没有突破口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印证佛陀证悟境界的真伪，因为没有一个借助途径。科学家有科学进步的管道，这种管道足以印证佛陀对于浩瀚宇宙的观察，所以由此而心悦诚服。 　　轴心时代在精神领域的研究，达到高峰后就一直在下降。自然科学对世界的研究越来越上升，科学家们借助一些工具和仪器达到一定的高度，已经超过了人的认知水平——当然还没有达到佛的高度。这种超过人的认知水平的新高度，足以让他们对佛的教化心悦诚服。
　　二、关于佛教学说的系列问题
　　郭招金：从佛教来讲，佛教的学问可以切成两块——解脱之学和般若之学。解脱之学就是对生命的解脱，般若是开发智慧，说的是慈悲和智慧两个概念。是怎么分的？ 　　大愿法师：慈悲和智慧是对的，般若之学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佛教的学问可以分为解脱道和菩萨道。如果只侧重于自己的解脱称为解脱道，侧重于利他是属于菩萨道。其实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或者说在个人成佛的道路上前后侧重点不同而已，两者是不可以截然分割的。 　　当还是凡夫的时候，应该以自我生命觉醒为主，侧重于修解脱道。当生命已经觉醒，己经开悟了，己经见性了，已经证圣果了，起码是脱离了变易生死苦了，就应该更侧重于菩萨道，这样才能够圆满成佛。这样说可能会比较准确。 　　郭招金：释迦牟尼佛说了很多法，有哪三句话、四句话或者八句话是最重要的？老百姓认为佛教有几个观点最重要：第一，生死轮回；第二，因果报应；第三，平等。 　　大愿法师：我需要反问一个问题，不管是我说还是哪一位大德、著名学者说，大家凭什么相信他的权威性，凭什么相信他所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最精粹的？那不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更重要的不是谁说，而是认为“释迦牟尼佛最精粹的启迪”的客观标准是什么？ 　　第一个，轮回不是佛才说的，婆罗门教就有。中国的道教里也有类似的学说，古希腊照样存在类似的学说，在很多人类文明的源头都有这样的说法。按照现代话来说，轮回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原创。 　　第二个，老百姓会说生死轮回太遥远，关他什么事。到底有没有轮回谁来证明？现在会有很多的解说，比方说，你没有见过你的曾祖父，你的存在就能够证明你的曾祖父是存在的等等，类似的解说非常多。 　　《弥兰陀王所问经》里，有一位那先比丘回答弥兰陀王的问题，其中包括了如何论证生死轮回的存在。其实这本经还真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佛入涅槃以后，有个异质背景的民族进入了西北印度，弥兰陀王由此统治了印度的一部分疆域。一开始弥兰陀王是不信佛的，后来经过了那先比丘的教化变成虔诚护持三宝的国王。经里面有很多我们现代人所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是辩论性的问题。 　　还有因果报应，很多人会举出反证来说：“我明明看到某某人干了很多坏事，但他这辈子却荣华富贵……”有人会用三世因果，从时空拉长的距离来看，由此来作一些论证。我认为单单用因果报应，普罗大众不一定是心悦诚服的。对于社会治理来说，作为一个公民社会，单单说这个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己经是一个现代公民社会，一定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要有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利于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全人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这样才能够实现每个人生命价值、生命意义、人生幸福指数的最优化。所以，我认为只是一味地从因果报应的相上来说，说服力是不够的。 　　关于平等，当然有更多的种种辩论了。 　　郭招金：佛经是释迦牟尼圆寂以后，他的弟子集合聚会经过认证才记录下来的，他在圆寂之前就没有形成佛经吗？ 　　大愿法师：释迦牟尼说了很多，文字是他圆寂以后才真正记录、抄写下来的。第一次结集是在王舍城的七叶窟，由大迦叶尊者来主持。我们相信他的真实程度，因为佛陀住世的时候，弟子们经过长期的禅修训练，智力水准、记忆力水平足以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背下来，而且以他所背诵的内容口口相传教授给弟子们。释迦牟尼佛弘法四十九年（南传说四十五年），虽然有一些微细的差异，但在这几十年的弘传中，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开示、教诲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不歪曲的，这些圣言量（圣人之言）都被弟子们背诵下来了。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不要说佛陀住世的时候可以做得到，我们亲眼所见很多大德都有这个水平和能力。 　　郭招金：中国文化人中，确有人记忆力超人，比如钱钟书先生，他的记忆能力被形容为“印刷式记忆”，我也见过几位记忆力超常的学者。宗教界中相信具有非凡记忆能力的更不在少数。 　　大愿法师：举一个最近的例子，第六世贡唐佛爷就有这种本事，每天拿一根长铁针扎下去，扎了多少张纸就背下来，而且任何时候都能背得下来。他讲经的时候，绝对不是像老师讲课那样写一大堆讲义，然后照着去念，他不带任何一张纸，这就很有智慧了！ 　　你要讲某部论或者某部续，你就需要一字不漏地把这个续或者论的本文背下来，还要把历代祖师、大德的解释也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这就很浩瀚了！一小段的经文，历代祖师大德们的解释可能是十倍或者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弟子们跟着原文对照，还真是一字不漏、一字不差，这就不是一般水准能做得到的了。有智慧的弟子们在历代祖师的阐述之中就已经明白了；少数根机低劣的弟子会有些疑问，再根据弟子们的疑问展开说一下。所以会有三轮：本文、历代祖师的解释，还有针对弟子们的根器有重点地阐述某些难点、疑点。前面两部分都是一字不漏，就不是一般记忆力能做得到的，而且不单单是记忆力训练，还要对法义有深刻的领悟。 　　郭招金：佛陀圆寂以后，佛弟子一共六次结集，第二次结集在佛陀圆寂110年以后，第三次在佛圆寂235年之后。最后一次是在1954～1956年，缅甸联邦政府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发起第六次结集，邀请緬甸、柬埔寨、锡兰、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的2500位比丘人参加，工作了两年。根据各国的版本和緬甸明顿王1871年第五次结的校勘记，对巴利文三藏进行严密的校勘，印成最完善的巴利文三藏，被称为“第六次结集”。我感到疑惑的是，以后几次结集距释迦牟尼佛圆寂己经很长时间了，后来所记录的佛教经典准确性如何？ 　　大愿法师：不是！这是您的理解有偏差。1954年的结集是在缅甸举行，由当时的缅甸首相乌努以举国之力来推动的，这个事情的影响非常大。首相乌努不单单是推动了“佛经的第六次结集”，主要邀请了南传地域所有的高僧大德，当然以緬甸的高僧大德为主，举行了第六次结集。这次结集只是把南传很多修证得很好的大德们的论藏汇集进去，主要是在论藏，既不在经藏也不在律藏。因为大德们的论己经很长时间没有人归到“藏”里面去了。 　　这种论中国也有很多，不过中国人没有那么大胆去宣扬，历朝历代修《大藏经》的时候，一定会把之前没有人整理的大德们的著述以论藏的方式放到《大藏经》里面去。唐朝时候的开元《大藏经》只有5048卷。到了《龙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多了。到了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和《卐字续藏》的时候，就己经是两万多卷了。绝大部分是中国各个宗派的历代祖师的著述。当时还有一种情况，朝廷会以大家公认的某一宗的某位大德的著述编到《藏经》里面去，以此作为无上的荣耀。如果要这么算，佛经就不是第六次结集了，十次二十次都有了。《大藏经》越来越多，历朝历代这样修。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领悟，“大藏经第六次结集”只是一部分国家承认，很多是不承认的。 　　我们也不否认这个功劳和功绩，毕竟是那么多大德自己的修证，不是像教授做学问那样用大脑思考东西；他是自己真正身心上有受用、真正证得以后把自己经历过的修证道路进一步细化来阐释，描述得很详尽，这个功德我们是很赞叹的。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只要找对道路，只要有传承，后世弟子们在修行上会越来越容易。由此我们还能引申出一个话题，从这种现象可见，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复兴趋势。
　　三、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复兴趋势
　　大愿法师：缅甸首相乌努推动了在緬甸举行的全球佛教第六次《大藏经》的结集，他以政府的力量来支持这个结集，而且通过了全球高僧的认可后，推举了一些三藏大法师，更进一步把佛教确定为缅甸的国教，实际上就推动了南传佛教的复兴。 　　还有，泰国有一个法身寺，法身寺推动了全民信佛、修佛运动，不是原来的那种小小规模地来教弟子，而是每次禅修至少都有五六万人，多则二三十万人，非常浩瀚，非常了不起！ 　　我们最熟悉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他曾经在柬埔寨推动了“佛教社会主义”，最终还是没有完全推行下去。但是在缅甸、泰国、柬埔寨，佛教基本上都是主流信仰。所以，在近现代，尤其是现当代全球都有佛教的复兴运动。 　　有一个摩诃菩提会，是由斯里兰卡的一位居士来推动，他看到佛法在他的本土发扬，但在印度很衰落，他觉得很悲哀。他就发愿要振兴，要让佛法在发源地重兴起来，所以他建立了摩诃菩提会。我们现在如果去印度朝拜，很多都是摩诃菩提会推动、复兴起来的圣地，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功德。 　　其实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各种形态的佛教复兴运动，现在仍然是方兴未艾，包括我们太虚大师推动的“人间佛教”等等。这都可以算是佛教在近现代、现当代，为契合大众的需要，在走向全面复兴的过程之中，所开创出来的新途径、新方法和有益的探索与尝试。这是契理又契机的，契合大众的需要，所以我们都觉得很赞叹。 　　郭招金：咱们国家刚修过《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是把修过《龙藏》以后产生的录影带放进去吗？ 　　大愿法师：那个其实是修得很少，没有修完。第一，真正主持者没有信仰。当时由赵朴老提名由吴立民阿阇梨来主持、来推动继续编下去，后来是任继愈搞的。任继愈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的会长，没有信仰。没信仰怎么去编《中华大藏经》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当时就不看好。赵朴老早己意识到这个问题，建议由吴立民阿阇梨来做，但是吴老的身体不太好。当时真正有学有修的还就是吴立民，赵朴老看得比较准的，无论是修和学，无论是从知识结构还是修证、素养，他应该都是一个高峰，都足以承担此任。 　　第二个是缺乏资金的问题。这次修《中华大藏经》没有像汤一介在北大推动编《儒藏》那样有国家资金支持，举国家的财政之力当然是没问题。 　　因为人家说佛教有《大藏经》、道教有《道藏》，儒家要有《儒藏》。中国佛经历来的译场都是朝廷支持的，从来没有哪个译场是民间的力量、寺院的力量、富豪的力量来做。唯有民国时候有个《频伽藏》，是由一个犹太的富商在频伽精舍搞的。这是寓意佛教里面的迦陵频伽鸟。《阿弥陀经》里面迦陵频伽鸟是妙音鸟，有两个头，声音非常美妙。所有的佛经翻译，组织译场、编撰《大藏经》都是朝廷之力。 　　国家每一代到达盛世的标志就是文化兴盛，文化兴盛的标志就是编《大藏经》。到了清代，不单单是恪守《乾隆藏》了，还包括《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等的编撰。这都是很浩瀚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很赞叹的，也很感恩。 　　清代编的时候，既是造了恶业也有功德。造恶业是因为凡对清廷不利的全部都毁灭了，我指的是《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珍稀版本，佛经倒是对统治没有什么威胁。清代文字狱是最酷烈的，所以清代的学者都偏向于考据学了。因为不能够对时事发表评论，不能够对社会治理发表意见，那只能考古，这就是问题了。 　　在吴立民的时代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国家财政没有承担费用。我是完整地跟随吴老学习过唐密的法流，他专门跟我谈过两次这个问题，他一直觉得很可惜。后来他退休回到长沙，也专门说过这个事情。他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时候，按照赵朴老的意愿推动、编好《中华大藏经》，而且体例设计都讨论过了，完全推翻了任继愈的做法，全部推倒重来。第二个，他年纪大了，后来有很多教界的力量希望请他出面来做。他己经很大年纪了，心肺功能都不太好，一直气喘，没法长时间坚持去做。因为这两大原因就错失掉了。如果后续我们来弄，估计会有些难度。 　　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央政府会重视起来，可能现在未必达得到或者顾得上，而且还需要有几个力量的支持。第一个是需要财政支持，这个可能会有机会解决。第二个主持者和编修者的学养够不够，人才团队的储备够不够。这不是一般的大学学者足以承担的，一定是要有学有修才行，没有信仰、没有修证是不靠谱的。 　　这其实是个两难处境。科学话语体系和宗教话语体系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隔膜。佛教界很多的禅师、禅和子一辈子修行几十年，他们的修证是够的。但是苦于“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道）不出”，用宗教的语言可能只描述一部分。现在一般的专家学者接受了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训练，掌握了很多学术研究的工具，而这一点是法师所缺乏的。法师和禅师没有系统学过，不知道怎样用好各个学科现成的研究工具，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知识都是有匮乏的，这是法师的不足部分。此外，法师就算有学有修，那又怎么样呢？他不会研究工具，也讲不清楚。一般的人不知道怎么接受，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学者是懂得工具，甚至跨学科很多工具都懂得，但是他缺乏修证，也没有什么信心，或者他有一点信心，但没有精力真正天天去禅修打坐。我们在禅堂里面，一天要坐八支香、十二支香。他一天十几二十个小时打坐，早就叫苦连天了，没有经过这样严酷的修证、修行训练。所以这两者都偏颇。我们一直鼓励学者除了用好自己那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工具，还要增加对于佛法的修证，不是简单地基于信仰来念佛——我想他们也做不到，而是基于在身心上做实验——禅修，这样子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有价值的。 　　法师们、禅师们应该要自动自觉，不能跟当代的社会和当今的世界脱轨，一定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完整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有全面的、优化的知识结构。现在的学科越分越细，越分越细会产生一些问题。有些人，在他的领域是专家，其他的什么都不会。为什么现在的时代出不了像亚里士多德、达·芬奇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整个欧美学问的源泉，各个方面都跟他有关系。在中国，也出不了像朱熹、王船山这样法法皆通、文史哲都很精通的大德。原因是每个领域越钻越深，每个学科越分越细。陷进去了就没有办法出来，文史哲分得那么细就不能会通，出不了大才，出的都是小才，这个就是问题了。
　　四、佛教的传播需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郭招金：南传佛教有没有类似的《龙藏》？乾隆年间的《龙藏》影响力就是在中国，其他国家承不承认？ 　　大愿法师：北传佛教都承认。 　　郭招金：像斯里兰卡的南传佛教国家，是不是也有这种类似《大藏经》的丛书？ 　　大愿法师：巴利文的《巴利三藏》。 　　郭招金：中国对佛教文化的整理跟南传佛教对佛教文化的整理有没有存在差距？ 　　大愿法师：有非常大的差距。应该说是两条道路并行不悖。 　　郭招金：我们国家对佛教文化的整理是属于经、律、论。“经”是不动的，“律”应该是发展的，“论”是不停地增加的。 　　大愿法师：从文字本身的多少来说，南传的经部分和律部分基本上北传都有，而北传的经典有巨大的体量是南传所没有的。“论”，当然就各自发展了。南传《巴利三藏》的文字是不多的，这是原始佛教时期最初的、本源的形态。 　　郭招金：传到西藏以后称为藏密，藏密有没有类似像《大藏经》这样的经典总集？ 　　大愿法师：有。《甘珠尔》和《丹珠尔》。 　　郭招金：他们的“经”跟我们北传的“经”差别大不大？ 　　大愿法师：也是比较大的。藏传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很多是直接由梵文翻译成藏文的，没有经过汉文的中转。藏文本来就是参照梵文创造出来的。色拉寺是“拉萨三大寺”之一，向左走有个巨大的石头，这是当时藏王被派出去印度求法创造藏文的地方。求法不单是学习佛法，也包括了学习文明、文字等等。后来成为第一世帕绷喀的道场之一，是最早藏文的创设地。我在色拉寺住的时候，在那个石头底下打过一下坐。《甘珠尔》主要是属于经藏，也包括了律的部分；《丹珠尔》主要是论藏。无论是南北传、汉藏传其实都离不开经、律、论三藏。 　　佛教在印度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释迦牟尼佛住世期间，佛教只是一个地域性的信仰，就像中国的道教一样。中国的道教只停留在中国境内，其他国家很少有，最多有少量的华侨去了海外信仰道教而己。 　　佛入涅槃后一百年，阿育王出现于世，他认识到用武力来统治国土是错误的，于是痛改前非、信仰佛法，而且也鼓励自己的王子、公主都出家。他的王子和公主出家以后，主要的弘传道路是往南方：一个是传到金地（现在的缅甸），另一个是传到狮子国（现在的斯里兰卡）。 　　如果从文化传播意义上来说，印度那时候的文明已经是高度发达，无论是缅甸还是斯里兰卡的文明程度都比较低。当高的流向低的，高的文化被原汁原味保存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当高的流向高的文化就要被迫改变自己，不然传不下去，大家不接受。 　　比如说，佛法传入中国就不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或者传播开来。中国同样也是文明灿烂的古国，必须有佛经玄学化、儒学化的过程。大概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东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4年），以“汉明帝夜梦金人”作为标志。另一种是大家越来越公认的公元前65年史书上记载，有个诸侯王向皇帝请罪，皇帝下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以这个为标志，承认佛法已经传到中国，而且为贵族所接受。 　　佛法最早传入的时候，汉代的方术很盛行，汉武帝也喜欢炼丹，佛教被迫跟方术相连接。到了魏晋玄学，佛教跟玄学相连接，讲无为、玄谈，以“般若”来解释“无为”，来比附。儒学很兴盛以后，又以儒家的伦常“仁义礼智信”来配比佛教的五戒等等。这样子，一定有个所谓的格义佛教时期。文明高度发达以后就要有个改变，这是基本的规律。反而南传的部分保留得相对原汁原味，这是从传播的角度来说。 　　您的问题是：有多少经典是释迦牟尼佛真正所说的经典？在南传、北传、藏传这几大传播之中，有多少是大家都能够公认的？我想，真正教界都公认的是南传的经、律，因为这是源头。具体多少卷我倒是没有统计过，但是不会很多。 　　我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台湾有个小寺院叫元亨寺，他们的住持很有心，专门搞了个《汉译南传大藏经》。因为卷数不多，所以一个寺院就足以承担了。我比较赞叹，不错！ 　　凯伦·阿姆斯特朗作为一个曾经出家修道七年的修女，她作了一部传记《佛陀》，全球英文世界就发行了300万册。后来翻译成中文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里面有很多巴利文的圣典，如果对照汉文《大藏经》就对不上号。后来通过种种咨询，教界的大德指点她去找元亨寺的《汉译南传大藏经》。他们一对照就非常契合了。《佛陀》这本书的翻译，中文达到了三个标准——信、达、雅。 　　郭招金：释迦牟尼佛讲的佛经，量是很大的。相比较而言，了解伊斯兰教，主要读一本书《古兰经》；了解基督教，主要读一本书《圣经》；了解孔子学说，主要读《论语》，基本上可以掌握。佛经则浩如烟海，而且很难读懂。比如《心经》只有268个字，扣掉标题260个字，背诵这260个字并不难，但要真正理解，需要很长时间。乾隆版大藏经《龙藏》按照现代印刷，分成168册，可以装满几个书柜，对于学佛的人，实在望而生畏，要全部读完并能读懂，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我好奇的是：一般的佛学学者，该读多少佛经？像你们这样的佛门大德，要读多少佛经？像赵朴初、南怀瑾这样的大佛学家有没有读完，我不知道啊！ 　　大愿法师：南怀瑾是读完了的，他在峨眉山闭关的时候，寺院里有完整的《大藏经》，正好大雪封山，他倒是完整地读过了。我要先反思您这个问题：读完了又能怎么样？ 　　郭招金：“读”跟“悟”是两个概念。比如说，有人读了很多书，死读书，读完以后也没有开悟，我相信这个道理。但是，作为一个法师如果不读很多经，不掌握大量佛学知识也没有办法弘法。我很好奇，佛门大德是不是需要都把佛经基本读完？然后有几部经是必须精通的？佛法需要修和证，从学术界角度理解，首先要学。 　　大愿法师：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我们还是像原来学者那样去推荐必读书目，90后、00后是完全没兴趣的，甚至80后也没有兴趣。对于70后有兴趣的恐怕也是非常少，因为这一代人正是承担重任的时候，不认为会有什么吸引力。 　　正如我们用手机，我不用懂它的原理，应用智慧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力推禅文化大学堂、禅文化的讲座，其实是希望大家直接拿来用就好。佛法的顶峰就是禅智慧，禅智慧的殊胜在于特别适合当代中国人。 　　第一点，禅智慧是中印两大文明高峰碰撞以后产生的最璀燦的智慧火花、智慧果实。我们直接拿来用就好，由此让我们减少一些烦恼，由此让我们活得更自在，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般我是不专门给人推荐哪一些是必读基础书目，除非是要训练出家人，或者是某些学者交流的时候。我认为对绝大部分人、对普罗大众用处是不大的，可能直接从应用智慧下手就好。 　　第二点，真正有兴趣深入的人，我们也不太赞同去皓首穷经。事实上，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方法不得当，就算皓首穷经也是摸不出来的。应该是从身心修证上去下手，从禅的真修实证上下手。这是真实地有受用，真实地身心有变化，由此跟他所接受的科学教育相契合。 　　第三点，要让佛法的智慧真正可持续发展，跟老百姓息息相关，我们做的真正意义无量的事情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推动佛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没有学科体系建设，你是永远讲不明白的。大家都接受了高等教育，都是科学话语体系。如果指望大众耐心地去看懂那些他们认为很生涩的佛经，他们是没耐心的。虽然有少数人有耐心，但也进不去。那就需要有一些先行者用科学话语体系将佛经诠释出来，这个就功德无量了。一个是大家容易接受，第二个是现在有很多种学科工具。 　　比方说佛教的哲学，民国时期有人做了一些尝试。比方说熊十力作过的《新唯识论》，他企图把佛教的唯识宗跟东方哲学、西方哲学汇合，他努力地在做这一点。还有冯友兰，他的《中国哲学简史》，包括他的三本论著（《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都有很多会通的地方。可惜后来这些都中断了，前人已经开了一条路，虽然没有走很远，但我们己经有这些路径作参考。 　　四川大学陈兵教授的《佛教心理学》，还是很浩瀚的，但是偏重于学理方面。我很赞叹美国的杰克·康菲尔德所著的《佛教心理学》。他既把佛法修行的智慧融会进去，又跟整个西方心理学的话语体系非常契合，大家就容易接受了。我们跟浙江大学庄孔韶教授合作的佛教人类学，包括国际关系学、佛教社会学、佛教心理学等等都是值得做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落地。中国佛教两千多年的传播，对绝大多数人难以产生很深切的信仰和修证，是因为它一直像天上一轮清冷的明月，虽然清辉洒满了大地，但是没有能够真正地温暖人间。普罗大众老百姓会认为跟他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关系，不能够帮他们解决很多现实的困惑。 　　如果小孩子家庭教育有问题，小孩子很叛逆。我们会有一些载体和工具告诉家长怎么做，很快能够看到实质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佛法中就有这种智慧，比如《妙慧童女经》，观音菩萨的两位侍者——善财童子和龙女，这些法门里有无量的帮助小孩子健康成长、做好亲子教育的方法。但是我们缺乏一些人，能够把佛经切换为可操作的手册和具体的流程，那么学科体系就很重要了。 　　我们可以用佛教文化园区的方式，比如创建儿童佛教文化园区。首先让一些居士把比较难教育的小孩子送过来，然后通过我们教授让大家看到小孩子的变化。我们提倡很多工具，比方说“天地学习法”“超级学习法”等等，不单单是让小孩子去补课——那会很辛苦，补了以后没多久又掉下去了，而是要提高他的学习能力，教他用好学习工具，这才是关键。 　　马克斯·韦伯说，理性价值和工具价值都很重要。我们用两条腿走路，一小时走5公里就很辛苦，开辆车一小时跑120公里很轻松，坐上高铁更轻松了——一小时350公里。为什么单位时间差异这么大？工具不同啊！ 　　佛法的智慧有很多都结合了人类多年的尤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各种各样成熟的学科工具，佛法智慧比那些工具深妙多了、透彻多了、圆满多了，但我们缺乏一批人把这些工具导入到佛法的究竟智慧里，并产生摧燦的成果。这些工作是需要人做的，我们也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而且初步的成效是非常不错的。 　　这样就跟人间烟火相关、跟众生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相关，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现实的烦恼和困惑。每个家庭最关注的是小孩子，小孩子是中心。为了小孩子，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都愿意把所有的精力、金钱都放进去，只要小孩子能够成才就好，可以说倾家荡产都愿意，但是效果不理想。所以佛法是能够提供很多智慧的。 　　我们打造儿童佛教文化园区，足以有一个系统化的平台来帮助大家。婚姻和谐方面也是家庭的大问题，要实现幸福家庭，夫妻和睦是真正的基石。夫妻不和睦，老一辈也安宁不了，小辈更加不能健康成长。 　　很多人可能不是真正信佛，只是有困惑、有问题、有烦恼了，来找个解决之道。他在社会上己经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己经为此很烦恼了，就像病急乱投医一样找过来。有效果以后他就渐渐进来了，就能够把用户变成粉丝，把粉丝变成信徒。 　　这样对各方都有利，对于社会来说，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这也是个新兴的文化产业。我们一直说文化产业，其实佛法智慧里能够切换为文化产业的有很多。把当代各种学科的工具导进佛陀究竟的智慧里，让她成为众生看得见、摸得着，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样，佛法就不再只是一轮清冷的明月；既是明月，又是温暖的太阳。无论是对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都是有帮助的。 　　佛教走出去总要有个载体，没有产品做载体是不靠谱的。中国古时候的文化走出去也不是空洞洞的，而是靠四大发明走出去的，靠丝绸走出去的，那是一个具体的物质产品。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走出去呢？我们不是靠演京剧走出去的，也不是靠搞变脸、耍杂技走出去的。现在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印象无非就是杂耍、京剧，要么就是少林功夫、大熊猫，其他的就没有了。对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影响不了，更不要说影响西方老百姓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成了一句空话。 　　应用智慧重点是要落地，如果不能落地、不能生根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虚的。中国佛教两千多年以来，我认为这是很根本性的局限。虽然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但是我还是要说。我认为确实有局限存在。 　　将佛法落地还有一个好处，对于真正想今生解脱的人，也有必要搞好学科体系建设。现在的生活不像原来的农业社会，每天都要在土里刨食，要不然活不下去或者活不好。现在都是衣食无忧，不愁吃又不愁穿。中国国力也鼎盛了，唯一烦恼的就是今生不能解脱。出家十年二十年，连门都没摸着，这个骗别人可以，骗自己就太愚蠢了。很多佛法的修证道路，一千年前这么说，现在还是这么说，很多人是听不懂的，如果用很多工具来说就很容易说得懂了。 　　人类文明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四大现象——物理现象、生理现象、心理现象、社会现象。 　　西方文明从文艺复兴开始就摆脱了神权的笼罩，摆脱了中世纪教会的统治。每个民族国家开始觉醒了，不再是教会说了算；科学也开始发展起来了，不再是一切都被神笼罩着了；每个人的理性思维、智慧开显出来了。摆脱了神权笼罩就带来了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科学长足的发展。 　　人类对世界的研究和探讨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产力的飞跃，大家都有目共睹。西方文明走在全球各种传统文明前面，已经领先了五百多年。靠的是把内心之中的鲜活智慧激发出来，生物学、天体物理学、化学……其实都只研究了四大现象里的物理现象。 　　禅是指每个人生命中鲜活的生命智慧，爆发出来的能量是不可思议的。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工业革命，引导西方文明领先全球五百多年，本质上说这是禅的智慧，是生命的鲜活智慧。 　　人类文明五个阶段——原始上古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现在开始进入到灵性文明。原始上古文明且不说，不知道谁厉害了。农耕文明毫无疑问中国是厉害的——汉唐盛世。据说到清末我们的GDP还是全球的三分之一。不管怎么样，这个已经是夕阳西下了，本质上是工业没有发展起来。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是长期领先的；工业文明时代，我们落后了；信息文明时代，我们也正在追赶，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灵性文明时代，中国人是有机会走在前列，足以领先，而且保持很长时间的。 　　灵性时代靠的是禅的智慧。靠禅的智慧体现在研究另外的三大现象，能够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正成果。比方说，人的素质全面提升、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人类社会更和谐。西方只是研究物理现象走在前列，我们还有必要研究生理现象，对于人的结构能够更深入地研究。还有必要研究心理现象，西方心理学早就遇到了瓶颈，海灵格家排、超个人心理学、第四道、肯·威尔伯的学说都借鉴了东方的禅智慧。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深挖，这是我们自家的宝藏。单单是四分之一的研究都足以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如果加上另外四分之三的现象研究，将爆发更巨大的能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做“大佛学”，不应该是就佛谈佛，就佛教名词谈名词，那个没有意思了，那都是“小佛学”。真正要弄的是足以影响人类整体素质的提升，由生产力的飞跃提升到人的飞跃，由人的飞跃提升到心的飞跃。人的生命本源的开发是最有价值，也最有意义的。这是我重点需要阐述的，也是我们持之以恒在做的。 　　我们之所以跟大陆十多所高校合作，也跟香港中文大学合作成立“禅与人类文明研究中心”，其实本怀和出发点就在于此。我们希望能够连接到有志于在这方面的学者，而且真正有学养和愿力的教界和学界的大德，共同携手努力，这就非常有意义了。这是群体价值。 　　个体价值也是如此。禅修的时候会渐渐出现种种的现象，我们说有“八触”。突然间觉得身体很大；突然间觉得身体很小；突然间觉得身体很沉重，像要陷到地下去一样；突然间觉得身体很轻，轻飘飘地像一根羽毛一样；突然间觉得全身好像蚂蚁在爬一样；突然间觉得身体好像很滑，比丝绸还要光滑；突然间全身很热；突然觉得很冷……这些种种的现象称为“八触”。还有十功德，光明、快乐、喜悦等等。原来我们只会背诵八触、十功德，一千年前这么讲，现在还这么讲。讲什么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到底代表什么修证，怎样能够证到也不知道。只是照本宣科，把讲过一千多年、讲过千百遍的又来讲一遍，没有意思啊！其实可以结合现代的科学话语体系来讲，只要法师们有完整的科学教育、高等教育，有完整的各种学科素养，懂得用各种工具，完全可以描述得很清晰。 　　比如说，八触无非就是生理现象的变化。你的生理会产生八种变化，告诉你怎么变化，更进一步研究，落实到自己的修证上。还可以运用很多工具来量化，这就是佛教的量化工程。你修到什么程度，会出现怎样的境界，会有怎样的生理变化，变化时的体温会升高多少或者降低多少，都有怎样的标准。为什么会感觉身体像一座大山那么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原理是什么？ 　　人类科学的研究已经足以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不过科学话语体系跟宗教话语体系缺乏良性的沟通，缺乏脚踩两边都很通达的一批文化巨人来会通，这就是问题了。这让很多修行人都要面对巨大的拦路虎，永远卡在那里停滞不前，这辈子就这样耗费了，到临命终时还不知道能不能解脱，甚至有些可能还退心了。 　　有些是念了一辈子佛，临终不念佛的；有些是吃了一辈子素，到临终还要吃肉的。我见过好几个，这都不奇怪。我们要觉得有压力，我们要去会通。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弄清楚，后面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掉到这个坑里。很多人耗费了几十年宝贵的光阴，希望修行有成就，最终我们不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我们作为弘传佛法的人问心能够不有愧吗？应该以压力为动力，这是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有一些佛弟子，无论是出家还是在家都愿意去跟随，以自己的修证来证明、量化这个，这就非常有价值和意义了。只要真正有愿力去做了，能够转末法为正法，让后世的修行者觉得修行不再难，不是靠碰运气。原来可能几百年出不了一位真正大彻大悟的大德，这样的路摸索清楚以后，将来大彻大悟的大德可以出现很多。有些人根器差一点，达不到很高的境界，但起码己经尝到了法味，尝到了修证证悟的境界，他就再也不会退信心了。根器好的人，可以由此而上进，由此而达到高峰。人类生命集体觉醒的时代就可以来临，灵性文明的时代就可以真正来临。 　　现在人类不再是求幸福、求物质享受了。物质享受早己经够丰富了；求家庭幸福、婚姻美满都是无常的。真正求的是生命觉醒，真正求的是不生不灭、永远都断尽烦恼的解脱境界，把生命的永恒能够真正地呈现出来。当今是最好的时期，科学己经足够昌明，生活条件又足够好。有志于修行解脱的人，尤其是在中国占了大多数，佛弟子里面有正信、正见、希望解脱、道心坚固的，足以支撑我们做好这件事情。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我不推荐具体要读哪几本书，但作为一种常识教育是要的。学科越分越细以后，中国人在很多领域都缺乏通识教育。佛学作为通识教育的课程之一，是需要去做的；但我不认为是需要我去做，有很多人可以做。我们只做最内核的东西，最需要做的东西，这就有意义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很多普罗大众，他没有到达这个高度，只求解决现实的困惑：“小孩子成绩很差，怎么办？”佛法里面不是叫你只会烧香、磕头、礼拜文殊菩萨。他拜完了，三个月之后参加中考，成绩能不能明显提升呢？如果没有工具，真不见得马上会有很大的效果，这不能骗人的。当然，种下一个远因是可以的。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他要求的是三个月后能看到效果，他才相信的。 　　还有一部分是追求生命觉醒的人，我们就用刚刚说的那些方法。借助工具把前人走过的道路，量化为佛法修证的量化工程。只要照着做，人人可以复制；就算没有达到，也可以看到距离有多远。我们要把佛法圆满的、深奥的智慧切换为现代的各种学科工具，切换为种种很好用的具体方法。 　　无论是佛教文化产业园区，还是学科体系建设，还是修证体系建设，都可以做。当这个做完以后就是真正的造福社会，是最大的公益慈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有了载体和平台，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我倒不是单纯地推荐某几部佛经，如果要展开来说，每一种都可以推荐很多具体的必读书。比方说儿童佛教文化园区，怎样帮助小孩子开发成长的智慧，可以推荐很多必读的书目；要促进家庭幸福，尤其是夫妻婚姻长久之道，也有很多必读书目；怎么样实现个人的身心灵整体健康，唐密的药师法门也有很多必读书目。具体到每一个领域，有兴趣的人进来了，无论是修行者还是学者，我们都有很多必读书目推荐给他。 

【叄 影响宗教与文化融合的因素】

　　一、文化基底是否坚实与宽厚
　　郭招金：佛教文化是很伟大的思想，是很优秀的文化，在印度曾经传播得非常好，也产生了很多高僧大德、护法，比如龙树菩萨、阿育王。最后传播到中国，也度了很多众生。印度这个伟大的民族，为什么最后放弃这么伟大的文化？我百思不得其解！ 　　另一个问题：佛教传到中国，让我们感到惊喜，中国本土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是渴望的。举个例子，姚秦时期的鸠摩罗什，他翻译的《金刚经》到今天还能用。当时朝廷为了得到他，不惜派兵把那个城攻打下来，说明中国对佛教文化的惊喜与渴望。玄奘法师出去取经的时候，见到他的人还不多；他回来的时候，满城的老百姓都到郊外迎接他。说明当时唐朝对佛教文化的渴望和对僧侣的尊重。唐太宗是治国人才，但对佛教不感兴趣，就让玄奘法师写点那些国家的风土人情，玄奘法师就写了《大唐西域记》。在译经的时候，国家给了很大的力量支持翻译佛经，而且在唐太宗住的地方建了译经处。唐太宗每天早上开门的时候看到玄奘的住处才感到放心。在那个时期，人们对异质文化是一种渴望、惊喜和包容。 　　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与儒家文化的冲突。我们本土的文化己经很完整了，儒家文化不需要佛教进来。以韩愈为代表的《谏迎佛骨表》，表达了儒家思想对佛教的排斥。第二是本土宗教道教对佛教的排斥。第三是皇帝灭佛。我们认为是经济原因，寺院占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皇帝是为了国家而灭佛，为什么“三武灭佛”的皇帝都短命呢？ 　　佛教传到中国后分了很多宗派，后来慢慢都平淡了、衰落了。从我个人理解来讲，未来宗教的发展可能不需要有那么多宗派，对于老百姓和现代化社会来讲，可能跟宗教已经不能更好地融合。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五百年产生了禅宗，与中国社会的彻底和谐是到宋朝以后（宋朝也有冲突），有这几个因素：第一，佛教中国化了，变成禅宗了，骨头里生出肉来了。第二，佛教有自我约束，比如“百丈清规”，百丈清规是在唐朝。在唐朝还有度牒，和尚不是随便都能当的，是有规矩的，国家有发度牒。一个是本土化，一个是佛教本身自我约束，一个是国家进行管理，这样就和谐了。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为什么放弃佛教这么伟大的思想，并且统统都灭掉了。从文化来讲，肯定是难以理解的。 　　大愿法师：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跟中国本身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作了一些交流和融合，不可避免地存在碰撞和冲突。 　　在宗教信仰上，佛教文化让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化，既有佛教信仰，又有道教信仰。中国跟其他国家民族不同，欧美基本上是在单一的宗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中国是在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当今世界有借鉴和启迪意义。一个地球有多种宗教，让大家能够用多元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之前己经是个典范。 　　唐朝为什么会兴盛起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时代？从文化上可以看到，文明的对话、文化的深入交流和融合，促进唐朝有大的心胸格局兼容并蓄一切。 　　从远一点的北魏时候来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彪焊的少数民族领袖身份问鼎中原之后，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接近和学习汉文化；第二，因为他是少数民族人，是“华夷之辨”的夷，所以认为佛教也是外来的，于是他大力推动佛教文化的兴盛。以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为中心，这里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北魏的首都。我曾经关注过中国四大佛教石窟艺术，在云冈石窟可以看到他们大力推动佛教文化传播的痕迹。 　　另一个方面，以云冈石窟佛教造像艺术为标志，可以看到各种优秀文化的融合。造佛像必然牵涉到佛教的造像艺术，考察云冈石窟会发现，云冈石窟除了受到中国华夏文化的雕刻艺术影响之外，还受到了犍陀罗文化的影响。 　　郭招金：关于释迦牟尼佛的形象，佛经上有不少记载，描述他“面如满月”。在西藏布达拉宫有一尊佛陀十三岁时的等身像，据说印度还保存一尊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塑造的塑像，应该是很接近佛陀的形象。 　　大愿法师：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是不允许弟子们造他的像的，他反对偶像崇拜，也反对造像。在佛入涅槃后的几百年之内，后世弟子们基本上是恪守佛的教训，绝不去造佛像。那个时候是以菩提树、佛的脚印等来代表纪念佛陀，没有完整的佛教造像艺术。我们现在去菩提伽耶会看到塔背后有个巨大的脚印。到了迦腻色迦王异族入侵的时候，开始造佛像，但已去佛日远啊！ 　　郭招金：我在博物馆看过隋代的佛像，那时的佛陀像显得比较清瘦，脖子也显得比较长，早期的佛像还留有小胡子。以后，中国人用自己民族的审美标准塑造佛像。法师对佛的造像应该有很深的理解。 　　大愿法师：因为膜拜佛陀，大家也越来越希望能够通过亲切的像来纪念佛陀、忆念佛的教法，尤其受到了古希腊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一直打到印度河边，不可避免地把古希腊的艺术和文化带到了印度，由此有各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著名的犍陀罗文化、犍陀罗艺术。如果研究起来的话，文化的交融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云同石窟受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很大，犍陀罗文化的背后是古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犍陀罗文化就代表了这三种优秀文化，这都是人类古文化史上特别优秀的文化。 　　由此我们看到，到了唐朝，这种文化的影响力是以华夏文化和佛教文化高度融合产生的璀燦、优秀的成果，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文化支撑了唐代几百年的兴盛。唐人的心胸非常开阔，欧洲的基督宗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 　　我们只看到唐太宗为三藏玄奘法师作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同一时期也造了一个碑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照样是开放的，全球优秀文化都能够为我所用。这样的帝王格局是非常大的，心胸是非常开阔的，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景教跟中国的民族性格不太兼容，所以在唐武宗的“会昌法难”以后，佛教再兴起来，景教就彻底销声匿迹、彻底灭亡了。当时唐太宗是平等地重视和推动。 　　第二次传入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也就是基督宗教。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一直向西打，打到匈牙利；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尊重当地的文明和文化，把优秀的人都带到他们的上都，由此不可避免地把基督宗教带回来了。基督宗教还曾经兴盛过一段时间，但也是跟民族性格不太融合，也销声匿迹了。 　　基督教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是在16世纪末第三次传入中国时立足于澳门。肇庆是两广总督府，比现在的广州还重要；现在广州只是广东省的省会，那时候的肇庆是广东、广西两省的首府，利玛窦由澳门过来，住在肇庆很多年，在肇庆学会了中国话。 　　唐太宗的心胸格局很大，他雄视全球，各种文化都能为我所用。到了明代，大家对基督教排斥的比较多，只有徐光启等少数人比较支持。时代越往后，中国国民的心胸格局却越狭窄。 　　西方的宗教，例如天主教，像利玛窦会主动地来华传教，尽管这是他的本职；他还会把欧洲各种先进文化，如数学、天文学、机械仪表等一起传进来。更重要、更难得的，他会主动学习中国文化，还主动地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去。其实，欧洲人之所以了解中华文化，不是因为中国人去介绍，当时中国人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要系统地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反而是利玛窦等人系统地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了国外，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马可·波罗游记》不过是介绍风土人情，没有系统地介绍中华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也了解得不深透。利玛窦后半生基本上扎根在中国，不断地写信，把中国文化的一些书籍翻译过去。 　　“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吸收都是二手资料——来自于这些传教士的介绍。这些传教士系统地、详尽地、尽他们所能把中国文化介绍过去，这就非常难得，也非常殊胜。由此，很多欧洲文化人很敬仰中华文化，把他们的思想哲人也类比为中国的圣人。比方说，有很多人称赞伏尔泰是欧洲的孔夫子。在他们心目之中，孔夫子就是一个全球的文化巨人，把他们的优秀人物也给予这样的赞美，这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为什么中国人从来没有自动自觉地把中华文化系统完整地推介到欧洲去？这不是批评啊！除了孔子学院教汉语之外，我们系统完整地介绍过什么？很多人介绍中国文化就局限在耍杂技、演京剧、踩高跷……怎么会这样来传播中国文化呢？当然，这些有一定的娱乐性，但我不认为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更不能真正代表中国的优秀文化。如何把儒、释、道的精髓，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交流、深入融合之中去系统而完整地介绍，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对国家的兴盛提供了智力资源、文化支撑，以心胸最开阔的、国力鼎盛的唐代为例，在从文化根源上，从北魏孝文帝开始，我们作了一个梳理。其实，华夏文明、佛教文化、犍陀罗文化都在其中了；犍陀罗文化背后的古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这些灿烂的文明来到大唐的国土产生碰撞、交融。大唐之所以能够兴盛，能够让所有的国民格局都非常大，是因为有非常强大的文化作为支撑。 　　您前面提到的，为什么印度这么伟大的民族近乎于舍弃佛教文化而选择了印度教作为主流文化？我想有几重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跟民族的自尊心有关系；第二个因素是跟印度不断地受到异族强大的入侵有关系。 　　印度不像中国，中国汉民族是生命力非常强大、人口基数非常大的民族。从北方来的剽悍的民族，不管是汉代的匈奴，还是后来的蒙古族、鲜卑族，汉民族都能消化进去，可见我们的文化非常强大，是个巨大的胃。北魏一带基本上是鲜卑族，李氏王朝的李世民还是有一点鲜卑血统的。他们的武力、军事都很强大，但最后还是主动地或者被迫地接受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以汉民族的文化为主体，跟各种异质文化交流，不断地壮大，这是华夏文明延续几千年灿烂辉煌文明的主要原因。易中天一直在写中华文明史，我看了十几本，觉得他很风趣，也有一些深度。他提出一个观点，真正有据可查的是华夏文明一直连绵不断地延续了三千七百多年，没有间断过。华夏文明没有断过传承，这是特别殊胜的因缘。 　　印度就不一样了，印度本身的土著力量非常小，人口基数也不大，还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外族的入侵。比如说，雅利安人的入侵，其实释迦佛也是雅利安人。后来受到匈奴人的南侵，受到过突厥人的攻击。土耳其人本质上就是突厥人，即现在的土耳其民族，突厥人曾经在印度也建立过强大的王朝。信仰伊斯兰教的也入侵印度，在印度建立了王朝——现在的泰姬陵。印度还曾经受到过来自于欧洲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强大入侵，受到过来自西边的波斯人的入侵，受到过阿拉伯人的攻打，等等。 　　佛教文化没有办法在印度生根，来一个异族就建立一个王朝，推行异族的文化；之后又来一个跟原来异族没有关系的异族，把原来的文化摧毁掉，又建立新的文化；隔了一段时间，又来一个异族，又把原来的文化全部摧毁，重新建立新的文化。我曾经多次到印度朝圣，几百处大大小小佛陀的圣迹都去过。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佛教的考古挖掘是一层一层地挖下去，在最底下才发现佛教文化曾经很兴盛。 　　释迦牟尼佛从菩提伽耶走到波罗奈城度五比丘，当时的波罗奈城就是现在的瓦拉纳西。瓦拉纳西在印度教教徒心中神圣得不得了，如果能够死在瓦拉纳西，就类比成进入天堂一样；如果死后能够在恒河边上烧掉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当时五比丘迎接佛陀的地方是个小山，也要一层层地挖下去，至少要挖三四层或者更多层才能看到佛教的遗迹。后来的入侵者没有完全摧毁佛教文化遗址，只是用土覆盖后在上面建新的；再来一个民族又在上面盖一个新的，越来越高。 　　为什么佛教文化在印度没有扎下根来，没有被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印度民族选择，这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谁也无法掌控，佛教文化在印度己经被翻过很多次了。 　　第二个原因是民族自尊心。其实英国不是最早侵略印度的，最早侵略印度的是葡萄牙，但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后来葡萄牙衰落了，没有力量在全印度境内去控制。英国人来了，慢慢地把葡萄牙排挤出去。当时葡萄牙主要以澳门、印度的果阿为中心，向亚洲殖民和传播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印度现在也有一些区域是很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的，跟原来信仰伊斯兰教的入侵王朝有关系；也有虔诚地信仰天主教的，但是主流还是信印度教。 　　印度民族为什么要以印度教作为主流信仰呢？民族要强大，要独立建国，一定要思考拿什么东西作为信仰、作为文化支撑。文化最根源的、最好的支撑是什么？不可能拿伊斯兰教来支撑，也不可能拿天主教来支撑。根据考察当时信仰佛教的国家也没有特别强盛的，而且信仰佛教的己经不单单是印度人，所以印度必然就会选择印度教了。 　　印度教是在古婆罗门教的基础之上，经过了很多年的改革。尤其是商羯罗主，他作为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重兴婆罗门教，汲取了佛教的很多智慧养分，对婆罗门教作了很大的改革，这就奠定了印度教兴盛的基础，很多身心修炼的方法是建基于印度教理论基础的。比方说瑜伽，莫迪总理来中国访问，他参加的其中一个活动就是“太极与瑜伽”。太极代表中国文化，瑜伽代表印度文化。从浅层说，有利于人民强身健体；从深层说，它们是文化的载体，是体现民族自强、独立的载体。因为是一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印度选择印度教作为信仰。 　　第三个因素，印度教是政府大力扶持的文化方针或者战略，他是反抗殖民，致力于让国家稳定的。原来瑜伽是体育部下面的一个局，现在莫迪把瑜伽和冥想等提升为跟体育部并级的一个部。可见他对国粹的重视，并且他每天也坚持练瑜伽。 　　印度也出现了很多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比如说，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跟印度的伊斯兰教信仰者、基督教信仰者之间的冲突；印度教的信仰者跟伊斯兰教、天主教、锡克教等信仰者之间的冲突，往往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这就需要让人静下来，从瑜伽、静心、冥想的角度来强化国民文化的认同感、归宿感。莫迪不可能去支持伊斯兰教、天主教，不然，必然会让国民之间四分五裂、离心离德。所以，这也是他的治国之术。 　　您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会用战争把鸠摩罗什抢到中原来？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战火连绵的时代，从前秦王苻坚到后秦王姚苌，为什么他们会像接力一样去攻打龟兹国？大将吕光是由前秦王苻坚在淝水之战之前派出去的，用十万军队一直向西域攻打龟兹国。龟兹国的老百姓才十万人，吕光派去的军队就有十万人，双方力量差异悬殊，灭龟兹国是分分钟的事。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上至帝王，下至一般的文化人、老百姓，不管有没有文化，起码是热爱文化的。我知道苻坚的心胸格局很大，是很了不起的。我不认为现在的人越来越聪明，现在的人在某种层面上是越来越浅薄的。很多人越来越爱金钱，认为其他的都是次要的。那时候的人热爱文化，现在的人热爱金钱。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的差异了，人的高低优劣立判啊！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苻坚为什么会以十万之师去攻打龟兹小国？必须要得到鸠摩罗什这个“人间的瑰宝”？十万大军行军几千里，为了得到某一个人才，这个成本不得了啊！灭掉那么多西域小国，完全不计成本。因为他热爱文化，不像我们这么热爱金钱。他的关注点在文化上，不是在金钱上、暴力上，甚至于不是在国土上；虽然国土的统一和强大也是重要的，但是他更热爱文化。 　　苻坚作为一个教外人士，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文化或者接触得很浅，为什么会知道鸠摩罗什的大名？为什么要动役？为什么要兴兵去抢得鸠摩罗什呢？ 　　苻坚当时攻打东晋，先攻下了湖北的襄阳城。他攻打襄阳，本质上也不是为了襄阳城这个弹丸之地，他拿下襄阳城后得到了两个人，大喜：“朕今天有一个巨大的收获！”巨大的收获不是得到襄阳城这座城池，而是得到了“一个半人”。“一个人”是指道安法师，他认为道安法师是法门领袖，足以影响一个时代，足以让他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代的帝王心胸都很大，哪怕是战火纷飞，也会想得很远，想的是平定天下以后怎么让国家长治久安——只有文化，他必然把文化的精英纳入麾下。还有“半个人”是习凿齿，“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他认为习凿齿作为一个儒家的名士只能算“半个”人才，道安是“一个”人才。所以说，得到襄阳城事小，得到“一个半人”事大，欣喜若狂啊！道安法师告诉他：“佛教界的优秀人才不是我，你得到我都欣喜若狂，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比我好十倍、百倍的人——鸠摩罗什。”听到道安法师的介绍以后，苻坚马上率十万大军攻打龟兹国。 　　那时候的人，第一个热爱文化，第二个目光长远，心胸格局都非常大。且不说苻坚后来的“淝水之战”失败了怎么样，起码他的心胸格局是大的，他就想得到文化人才。他把佛教文化看作国家长治久安的内核力量，让老百姓心中有信仰，让老百姓能够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这是他之所以愿意去兴兵的原因。 　　吕光得到了鸠摩罗什以后一路东归，本来他不相信佛教，也不相信鸠摩罗什有多么了不起，心里可能还有腹诽：“这个皇上太不靠谱了，命令我派十万大军到西域的蛮荒之地只是为了得到一个人。”后来经过了很多次的应验，他才真正相信。 　　吕光一开始是不太尊重鸠摩罗什法师的，语言和态度都很轻慢、粗鲁，认为自己统率十万大军，鸠摩罗什不过是他的俘虏，所以很傲慢。有一天晚上，他们到了一个很大、很平滑的山谷，吕光命令十万大军就地安营扎寨准备休息。鸠摩罗什法师告诉他说：“你今天千万不能在这里驻扎。驻扎的话，我们十万人全部会由人变成鬼。今天晚上必定会有山洪暴发。”反复地跟他说，吕光还不信，因为山谷开阔、平缓，小溪流的水细得像小孩子的尿一样。其他人就说：“你姑且信这一次吧，反正现在也不是太晚，我们就走远一点、高一点，不要在这个山谷里，且看是不是。”他半信半疑地下令搬到山坡上。果然，当天晚上山洪暴发了。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征兆，晴空万里，山洪为什么会冲过来？这是让他开始生信心的一个原因。经过了多次，越往东走越相信，最后他就皈依了。他行弟子礼以后就请教师父：“您怎么会知道呢？”鸠摩罗什法师告诉他：“行军的时候，有一群鸟飞过我们的队伍，我听到这个鸟叽叽喳喳地说山洪冲过来了，一定会有巨大的泥石流向这边蔓延，速度会很快的。”他是听懂了鸟的对话。《鸠摩罗什传》里有很多这类的故事。 　　这是关于热爱文化而产生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迎请鸠摩罗什。
　　二、是否是安抚天下的智慧资源
　　郭招金：也是中国当时对异质文化的一种渴望。 　　大愿法师：一种渴望！而且是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希望能找到除了现有的华夏文化之外的智力资源。可见那时候的人心胸很开阔，华夏文化为主流，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 　　还有一个因素，佛教文化没有引起过宗教战争。现在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产生的战争有很多。比方说“9·11”事件，这个事件的背后可能是伊斯兰教文化跟基督宗教文化的冲突。 　　基督宗教历史上引起过几次十字军东征，都是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的战争，是基督宗教引起的宗教战争。伊斯兰教所谓的“圣战”，他们要征服整个阿拉伯半岛而引起的战争。没有引起过纷争和战争，到任何地方都带来和平的是佛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殊胜。 　　另一个方面，其实我反对政教合一。佛教文化的传播，在藏族地区曾经有相当长时间是政教合一，其实是阻碍了世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该要政教分离，这是全球都要公认并且奉行的基本原则。信仰归信仰，世俗归世俗，这样会比较好，不然会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停滞。 　　我很赞叹土耳其的凯末尔，他真是非常了不起的雄才大略的“现代土耳其国父”。在1923年，土耳其之所以能从英国殖民地里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凯末尔是功不可没的。在土耳其任何一个大中小城市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凯末尔的像——铜铸的、金属制的、其他材质的，都是他骑在骏马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像，也作为现代土耳其独立的象征。可见整个土耳其对他们的国父是非常崇拜的。 　　我为什么会很赞叹凯末尔呢？因为他一举奠定了土耳其的民族独立，他是土耳其民族独立的英雄。1923年土耳其基本上独立了，凯末尔是1938年去世的，土耳其独立以后他还治国十五年。事实上，他治国的十五年，一举奠定了土耳其强大的基础，相对来说不会出现宗教与世俗政权大的纷争，不会出现大的分裂和国内战争。 　　他推行了几点：第一个是政教分离。土耳其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大本营、堡垒，伊斯兰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凯末尔以强大的、铁腕的手段推动政教分离并建立议会。议会批评军队的时候，凯末尔的手下很不服气，觉得一群书生什么都不会，就会批评我们。他们很有怨言，甚至要推翻议会。凯末尔就压住了，因为他的威望非常高——军队是他缔造的，国家是他争取独立的。他明确地要求：军队必须接受议会的监督和批评，军人不能够干政等等。而且，他还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系统完整地把西方的物质器械文化到各种精神文化都介绍到土耳其，非常了不起！在国家意见不太统一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威权治理的阶段，威权治理的人要格局非常大。格局大的人一定不会留恋权位，到时候就会功成名遂身退。 　　很多国家一直政教之间冲突不断，宗教之间冲突不断，这其实都是有问题的。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借鉴，为什么中国佛教会出现“三武一宗”的法难？除了儒家文化跟佛教的冲突、道家文化跟佛教的冲突，还有政治治理。主政者担心寺院经济强大了，良田都被占据了；寺院很兴盛，那么多男子跑去出家，兵源、赋税也成问题了。己经威胁到政权的稳定，当然就有问题了。 　　我由此而思考：第一，政教分离是基本原则。像藏传过往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会影响到所在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第二，当代佛教不应该只图数量，不应该只占有资源，尤其是不应该过多地占有物质资源。当然，精神资源、智力资源、灵性资源开发得越广越好，因为能够激发人的创新活力和创造力，让生命的源头活水涌现出来，这是佛教真正的兴盛，而且于国、于教、于民、于国际社会都有非常有力量的帮助。 　　后来因为国家的治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大家越来越自觉，真正的冲突基本上在中国就没有了，很和谐了，这非常值得赞叹。这中间有很多智慧的养分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郭招金：在封建时代，儒家知识分子代表着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佛教的态度很关键，他们中有的坚决反对佛教，有的和佛教融为一体，共同推动佛教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唐朝韩愈写的著名文章《谏迎佛骨表》，这篇文章过去被选入《古文观止》，现代被选入语文课本。有人认为，如果要选出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的十篇文章，这篇文章应该在其中。我想您应该看过，作为佛门大德，您是怎么评论的？ 　　大愿法师：从大脑思维、知识和文化的层面来说，韩愈的《谏迎佛骨表》还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比不上后来的。真正排佛排到骨子里去，能说到点子上又说得非常透彻的只有一个人——王阳明。您去看看《王阳明全集》。 　　郭招金：他本身也对佛教很了解，他的心学是靠禅。 　　大愿法师：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就是靠“禅”，但是他一直以儒家正统来自居，以维护自身的正统，这个可以理解。王阳明是真正说到骨子里去，说到点子上了。儒家、佛教他都深入了，且不说他在佛教界得到了多少，但他是真正得到法味了。我们也认可他在龙场悟道。佛教里说要破三关，还要超越法身向上一著——破初参、破重关、破牢关。他破初参是可以肯定的，“此心光明，夫复何言”，他临终最后一句话就这八个字。“此心光明”是破初参的一个基本境界，任何时候都是“此心光明”的。当然不单单是他这句话，我完整地看过《王阳明全集》，他的《传习录》是最受推崇的。本质上，他还是排佛的，他是以儒家正统自居。 　　我认为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很有局限。第一个局限，他只是站在一个“华夷之辨”的角度，这个心胸格局太狭小了。他是汉族人就是正统、就是老大了？其他民族文化就不算数了？心胸太狭小了！要有文化自信，要足以强大到消化、同化各种异质文化，这才是真正强大的文化。只强调“华夷之辨”会显得自己很狭窄。他只是很露骨地说：“皇帝啊！您不能一味去供奉法门寺的佛陀指骨舍利，不能以整个朝廷的财富去供奉——劳民伤财。佛教不像儒家要传宗接代、奉事君长，他们都主张出家。如果他们出家了，您的子民越来越少怎么办？”他只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去讽谏皇帝。当然，他的文采我是赞叹的——“文起八代之衰”，但他的思想比起王阳明差远了。 　　郭招金：韩愈跟王阳明对佛教都有了解。韩愈有很多和尚朋友，他对佛教有了解，对道教也有一点了解。因为他信神，写了很多祭神的文章。他骨子里是信儒教、佩服儒教。他认为儒教是忠于朝廷的，佛教对朝廷不利。 　　王阳明对佛教的了解是很深的，甚至他认为自己是佛转世的。“王阳明心学”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五百年来就一个。他得到禅宗的很多启发，儒跟佛两家都通。中国唐宋以后的知识分子对儒、佛两家是分不清的。比如，赵朴初是在家居士，从儒教来看，我认为赵朴初也是儒家的人，还有更典型的是梁漱溟。 　　大愿法师：韩愈被贬后到潮州的叩齿庵，跟大颠禅师有很多交往，由此他也越来越了解和佩服佛法，也渐渐地崇信佛法。 　　郭招金：这位让文坛泰斗韩愈折服的大德大颠禅师是惠能大师的再传弟子。被誉为文坛泰斗的思想家、文学家的韩愈，在唐元和年间位居刑部侍郎，因写了震撼世人的反佛檄文《谏迎佛骨表》，斥佛为夷狄而触怒了宪宗皇帝，被贬为潮州剌史。 　　韩愈在潮州只有八个月，却花了不少时间与他交往。据记载，他对大颠禅师“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曾派人三请皆不赴。禅师后听说韩愈谏迎佛骨之事，便不请自往，与其谈论十数日。韩愈两次登灵山拜访，最后“留衣灵山”，成为好朋友。更不避曾经排佛攘斥佛老之讳，多次书评禅师。他在《孟尚书》中云：“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语者，故自山召至郡，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凝，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又书赞禅师“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喻”“论甚宏博”等（《与大颠书》）。韩愈离潮时，还特赠诗予大颠禅师曰：“吏部文采日月光，平生忠文着南荒，肯因一转山僧话，换却从来铁心肠。”这些诗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两位历史名贤“儒佛交辉”的“贤踪道迹”，是一位文坛泰斗对一位大德高僧的极高评价；是大颠禅师折服并改变了韩愈对佛偏见的史证。对此，虚云和尚有偈赞禅师曰：“彻证至理，岂构正偏，扬眉瞬目，一任风颠。语默动静，妙阐幽玄。昌黎拜倒，衣书记传。”其实，大颠禅师何止让韩愈折服拜倒。欧阳修、朱熹、周敦颐等文坛巨星、思想巨匠都对其有过研究，有的还为其撰传，评价极高。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中就十分推崇地说：“有若大颠者，高材能动人。”欧阳修则在《韩愈别传跋》中曰：“反复读之，知大颠果非常僧也”“若非深达先王之法目者，莫之能为也。” 　　韩愈和大颠和尚的这次交往，使韩愈大大改变了对佛教的偏见。宋代黄庭坚认为，“退之见大颠后，作文理胜，而排佛之词亦少沮”，实现了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互包容。相互接受，儒佛交辉，相得益彰。 　　大愿法师：儒家没有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永远都如此，包括现在香港的汤恩佳建了个孔教学院。这老人家年纪很大了，不过他的精神值得赞叹，他一亿多身家全部砸到里面去了。他们兄弟俩，一个信道，一个信儒。他一直立足于儒家文化，建立孔教学院，全球送孔子像等等。 　　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第一点，儒家文化是文化底蕴，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宗教信仰，不同于佛教、道教。 　　第二点，中国的统治者很有智慧，从来不会以政治的高压去强迫民众去信或者不信什么宗教，要灭掉或者扶持哪一种，这就很高明了。任何时代的皇帝，包括“三武一宗”的法难，在开始之前都有个规定动作——“三教论衡”。儒家文化不是一种教，而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不管佛教徒，还是道教徒，都学了儒家文化。“三教论衡”就是佛教和道教的论衡，把佛教和道教最优秀的人才请过来，在朝廷当庭辩论，皇帝、大臣们亲自见证。佛教赢了就叫“儒释道”，道教赢了就叫“儒道佛”。反正哪个赢了，哪个排先；哪个败了，哪个排后。 　　中国的历代皇帝、统治者很高明，他们不以政权之力来介入文化，扶持或者打压某一种文化。而是让各种文化的代表自己辩论，他们来观礼，这就对了！当然，有一些是个幌子，“三武一宗”开始也这么干，但这是针对佛教的，佛教辩赢了照样要灭掉，那就是撕下面具了。有一些真的是“三教论衡”，这是高明的地方。 　　中国的知识分子，上至皇帝，下至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同时受到三教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儒家文化固然是底色，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也很深远。比方说，唐代的李白不单单是学佛，他的底色是道，他更注重于仙道的修炼。他的诗歌有种飘逸的仙气，他由此被称为“诗仙”。他的家乡碎叶城是在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少数民族的血统更加崇尚神仙的境界。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几个人值得我们重视。道家的“打醮科仪”里有很多文采飞扬的词叫青词，很多青词都是韩愈写的。 　　一般人只看到韩愈的文章，其实他有大量的文献在道家的仪轨、科仪里面。还有一个是清朝末年的龚自珍，龚自珍很信道，很多近代道教的东西都从龚自珍的青文而来，也很有文采，我很赞叹。 　　郭招金：龚自珍是清末的大诗人，他有一首诗很出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诗人看来，当时的中国死寂一片，毫无生气可言，只有疾风暴雨以及惊雷一样的变革力量，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诗人期盼天下涌现出各种人才，来迎接华夏的新生。今人评论诗作有其局限的一面，那就是诗人依然把变革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天公”，寄托于陈腐老气的朝廷。殊不知这是龚自珍当时接受道士的邀请而撰写的道教“青词”，他不过是借此抒发内心的情感而己。 　　大愿法师：佛教里面的《水陆仪轨》是最著名的仪轨，《水陆仪轨》里大部分文采飞扬的词来自苏东坡。如果作为文化研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韩愈后来在潮州的古叩齿庵受到大颠禅师的启发转向信佛，但他照样没有放弃信道，这是很有味道的事情。 　　王阳明也很信道。他结婚那天晚上不是在洞房里，而是在道观里。他拜过天地准备入洞房，临时就跑到道观里见一位老道士。本想谈一谈就马上回去的，结果越谈越起劲，越谈越兴高采烈，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可见他对道教文化的深入，对于“炼内丹”的关注。但他的本位、立场还是儒家，一直以儒家的正统自居。他也受到一些高僧的指点，他的底色是儒家，佛教、道教只是当作工具。 　　宋代的“理学”“阳明心学”都是希望儒家文化能够复兴，这是他们的出发点、本怀。当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抱负，希望为国家的兴盛和治理提供更强大的文化资源作支撑的心态。我认为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驿还是有个悟境的；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能活下去，意志不消沉、不被打败都是来自于这个。 　　郭招金：佛教在中国，历代的佛教僧侣和高僧都需要取得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支持，才能够站得住。从国家皇帝的角度，您认为在历史上哪个皇帝是佛教最大的护法？梁武帝？唐太宗？梁武帝后来也信佛，信佛以后也出家了，被大臣给赎回来。 　　大愿法师：您认为是谁？理由是什么？我不认为梁武帝是最支持佛教的皇帝。 　　郭招金：从中国文化传播角度来讲，中国文化本身已经很丰富，己经有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再进来一个，有很长时间的适应过程，大约有五百年。他们对异质文化是有摇摆的，再过一段时间才能接受。从民间来讲，只有梁武帝身体力行去出家了，后来顺治出家是传说的。 　　国家处于变革的时候是不需要佛教的，国家安定下来以后就需要佛教了。中国在经历变革的时候，把佛教放到了一边。现在国家安定了，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执政了六七十年，共产党需要长期地执政下去需要社会安定。什么可以安天下呢？一个是儒，一个是佛。 　　您是怎么看待唐太宗、梁武帝这两位帝王对佛教进入中国后的作用？ 　　大愿法师：梁武帝算不上是最支持佛教发展和佛教文化传播的皇帝。第一，我认为他是个糊涂皇帝，天下由他得，也由他失。第二，我认为他逻辑混乱。做任何事情要成功，一定要先把成功的逻辑找到再去做。你要做市场必须要找到商业逻辑，商业逻辑的本质是趋利避害。老百姓的心理是趋利避害的，你要适应这个心理。你卖的产品怎样能让老百姓得到最大的利益，最大化地减少损失、伤害和不便利，这样你就能赚钱。人际交往的逻辑就是互惠互利；宗教的逻辑是断恶修善，或者改恶从善。一定要有逻辑，没有逻辑不行。 　　梁武帝作为皇帝，要把公和私分清楚。第一，他可以信仰佛教，这是私事；他要治理国家，这是公事。我认为他公和私没有分清楚。更混乱的是三次舍身同泰寺，在南京玄武湖边的鸡鸣寺出家来表示他对佛的虔诚，但国不可一日无主。他还规定不准动用国库的钱，大臣们没有办法，凑了一大笔钱，从同泰寺把皇帝赎回来继续主持朝政，搞了三次。我不认为这是好事。我认为他是个糊涂皇帝，也是个糊涂的佛弟子，他还自己讲经！ 　　他以朝廷之力去推动和支持建立“南朝四百八十寺”，占用了那么多物质资源，对国家兴盛有利吗？国家还没有统一，只是偏安在中国的东南部一小块地方——南朝偏安一隅。他有那么多资源，为什么不去强整军备呢？不去统一国土呢？再退一步说，为什么不布施给贫困的老百姓，让老百姓更加安居乐业呢？我一直不认为寺院数量多、僧人数量多对佛教是好事。突然一下子膨胀，对佛教是坏事。我很赞同大慧宗杲禅师的一首诗偈，他特别反复说过：佛教兴盛了，和尚多了，寺院强大了，经济好了，腐败分子就混进来了。人都是这样的，除非人人解脱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认为他是干了件坏事而不是好事，这叫佞佛，不是真正的信佛。 　　第三，梁武帝连什么是慈悲和愚蠢都分不清楚，真的好蠢！当时梁朝只是依据长江天险而偏安东南一隅，北方强大很多。北方军队的将领叫侯景，几降几反，梁武帝还收着。侯景本来投降了北方的朝廷，朝廷没有满足他的贪欲，他没有得到心里所要的，又叛乱北方的朝廷；北方的朝廷打他，他又投降了；他后来又叛，朝廷又打他。他知道这次没有活路了，只好渡过长江天险跑到南朝，投奔梁武帝。他投奔就投奔了，梁武帝给他个小职务（虚职）把他的军队收编就没事了。梁武帝是个傻瓜，还说：“我是个佛教皇帝，我信佛，所以我完全相信你。”梁武帝相信侯景，军队由侯景保留着，给他治理的地方和实力还更强大。结果梁武帝死在南京的台城，被侯景围困在台城。这个人学佛越学越蠢！你认为他是好皇帝吗？真是够蠢！我甚至怀疑他正见都没有树立起来，不靠谱！梁武帝真正的死就是被侯景的军队围困在台城，水都喝不上，不要说吃饭了，活活地渴死掉的。并不是死于北方的攻打，而是死于内乱，这是个悲哀。他是死于北方几次反叛投降，而且人家都不要、被迫跑过来的人。梁武帝又收留他，还不会处理，以为在展现自己慈悲、宽宏大量的一面，其实是愚蠢啊！不是慈悲，有智慧才叫慈悲。这本质上就是愚蠢、稀里糊涂、昏庸、老迈！ 　　郭招金：有智慧才是慈悲，这句话很正确。您的观点让我想起印度圣雄甘地的一句话：“懦夫没有能力展现爱，唯勇者独有。”梁武帝个人的修行还是好的，他活到八十六岁，在皇帝里面是长寿的，仅次于乾隆皇帝。 　　大愿法师：这个我赞同！说明他个人在佛教里面还是受益了。他长寿有几个原因：第一，他的心性平和了；第二，他真的长寿，活到86岁，如果不被囚禁饿死可能还能多活几年；第三，跟他总是跑到同泰寺打坐、受八关斋戒有关。 　　中国的皇帝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因为纵欲，妃嫔很多，当然死得快。梁武帝清心寡欲，又受八关斋戒、禅修。佛法对他长寿的受用还是有的，也印证了佛法的伟大。这么糊涂的皇帝都能让他活到八十几岁！ 　　郭招金：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南朝宋、齐、梁、陈几朝的频繁更迭中，梁武帝执政四十八年，在位时间最长。在位时，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历史学家认为他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南史·梁武帝纪》有诸多批注。史书载，梁武帝自己说，他不和女人同居已三十多年，住处除一张床外，别无装饰摆设，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上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离，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毛泽东在史书的另一处文字上又批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意思是说，一个好皇帝艰苦朴素、自善其身固然很难得，但若听不进好人的意见，不能兼听则明，那就会被小人所包围，导致失败，梁武帝是个典型的例子。 　　大愿法师：我查的资料，他并不是五十多岁就完全断女色了。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排掉梁武帝是最支持佛教的皇帝。尤其是那么宝贵的全球佛教领袖达摩祖师来到他面前，他都错失了那么难得的开悟机会，你说他有智慧吗？ 　　郭招金：武则天认为自己是佛转世的。 　　大愿法师：哪里是！不靠谱的。我认为武则天是有雄才大略的，很多史籍上对她的批评攻击是出于男性本位主义、大男子主义。从做皇帝来说，她绝不逊色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唐太宗的基业，如果只是在唐高宗李治手里，并没有什么大的起色，真正的大起色是在武则天时代。 　　武则天的人品是有问题的。比如说，王皇后去探望武则天的女儿后，武则天立马用被子把女儿捂着掐死了，李治从此就把王皇后打入冷宫。一个母亲怎么下得了手啊！这样做太阴毒了！当时她得皇帝位，大臣们都是男人，很多都是不服气的。她就用酷吏，“请君入瓮”——把人放到大坛子里，底下架火来烤，这种酷吏太不靠谱了。在她没有真正稳固之前，她的手段太残酷了，人品有点问题。但是，她治国的雄才大略是了不起的，安天下是了不起的。 　　关于她对佛教的贡献，一个是她支持译场。实叉难陀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地藏菩萨本愿经》都是在她支持之下得以成就的。她本人也出过家，也作了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后来任何法师、大德、文人去写都超不过这四句，大家最终还是决定釆用她的。这说明她对佛法的学习还是有一定造诣的。 　　我认为她有几点是有问题的。第一点，她伪造《大云经》。为了证明她做皇帝是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而且授记过，就指使人伪造一部《大云经》颁行天下，这太不靠谱了！这女人智商高，但也太狠毒、太阴毒了。《大云经》上最重要的就是其中几句话：“东土震旦国，将有女主出世……”夹杂在译场翻译的经典里面，一起颁行天下——夹带私货。她做皇帝就做皇帝，说什么释迦牟尼佛早就授记了！这是她犯迷糊的地方。 　　第二点，她虽然是个女人，也已经做了皇帝，所以有很多的面首。这个其实也很正常，皇帝都有那么多妃嫔。但是，坏就坏在她指使薛怀义剃光头现出家相，还住持某个大寺院，这就太不靠谱了，这是侮辱佛教！ 　　我们的问题不要局限在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对佛教的支持最大，这没有意义。如果一个人只在自己的本位、立场、所在的团体出发，臧否人物都是有局限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些皇帝真正用好了佛教文化来治国安邦，有利于老百姓提高幸福感、提升幸福指数，让老百姓生活得更美好，这样就比较有意义了。不然，我们就有爱憎分别，哪个皇帝最支持佛教就认为他最好，太不靠谱了！ 　　怎样的皇帝真正用好了佛教文化，帮助治国安邦、造福老百姓呢？我们姑且举第一个标准——爱好和平。正如您所说的，他得天下后，首先一定要爱好和平。如果一味地开疆拓土，他的精力必然在军事上，老百姓当然是苦的，老百姓负担很重。 　　第二个标准，从源头上以国家的力量来帮助中国文化繁荣，佛教文化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帮助佛教文化的传播和翻译。翻译是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手段，要先翻译才能传播，不然语言不通怎么传播？所以，最核心的标准是曾经组织过大的译场，而且请到真正的大德来翻译经典，影响中国后世几百年、上千年的皇帝。 　　第三个标准，作为皇帝本人，且不说信佛的深浅，他会有一些受用。像梁武帝活到86岁，这是他真有受用了。 　　第四个标准，可以帮助佛教界更好地遴选人才，尤其是遴选法师。中国的朝廷有个很好的制度——度牒制度。要真正出家，必须取得朝廷祠部颁发的度牒。佛教有戒牒，政府有度牒。有度牒后才可以免徭役、免赋税，才承认你是真正的专心修行之士。保证了僧伽队伍的纯洁高尚和有相应的文化水准，我很赞叹这个！坏就坏在清朝把它废掉了，佛教的衰败从度牒被废开始，这皇帝太蠢了！清朝把这个规矩破坏了，很多假和尚进来混饭吃。和尚越来越多，什么下三滥的都有。 　　郭招金：元朝、清朝都是因为信仰密宗了。 　　大愿法师：不单单是信仰密宗，还有其他原因。度牒制度真正完整地开始是从唐朝，从建国开始就有这个制度。当然，唐朝是从隋朝学过来的，因为隋朝时间很短，而且隋炀帝把隋文帝所做的又废掉了。所以，度牒制度的源头是在隋代，真正成为制度化而且长期推行是在唐朝。 　　我们看玄奘法师出家就可以知道，玄奘法师12岁出家，按照朝廷祠部的制度规定，他是没有资格出家的，因为他只有12岁，年纪太小了。他在家名字叫陈祎，是河南偃师人（洛阳附近偃师县）。他达不到出家的年龄标准，但他还是进去考试。当时的考官姓郑，郑考官问他，这么小就出家有什么志向？他就说了八个字：远绍如来，近光遗法。这八个字打动了考官，破例让他进去考试，果然就通过了。玄奘法师有这样的心胸和格局——“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真是了不起！ 　　那个时候，已经形成系统地对出家人的入门考试制度，要出家先考试。没有考试之前哪怕80岁都只能叫行童，佛教里面叫净人。儒家考秀才也一样，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一辈子只能叫童生；80岁了也只能叫童生，还真有这种人。 　　起码具足上述四个标准，这个皇帝才称得上是了不起的，是真正把佛教文化用于安邦定国，造福老百姓的。由这四条标准就可以知道，哪些皇帝是真正的雄才大略、英明的皇帝。 　　第一个是姚兴，姚苌的儿子姚兴。姚兴继承父亲的力量，把天下基本上安定了。那时候吕光已经死了，是他的儿子在位，占据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姚兴派兵把他灭掉，隆重地把鸠摩罗什法师从武威接到长安。在户县草堂寺建了个很大的园子——逍遥园，在逍遥园组织译场。朝廷把全天下最著名、最好、最有学问的三千僧人全部集中起来。罗什门中的“四圣八俊”都是从这三千僧人里选出来的，人们把四个最优秀的佛弟子称为“四圣”。组织大译场都是用朝廷的俸禄、粮食在养着这一大帮人，国家财政支付，我很赞叹！ 　　朝廷还征集全国几百个文采好的儒家文人，皇帝和大臣经常去听讲，还帮助鸠摩罗什法师制定一些译场的规则。比方说，不图数量，翻译一小段就给弟子们讲解，弟子有疑问就提出来，他就来解释。大家都通了，再找文采最好、教理通达的法师写成中文。 　　罗什法师留在武威十多年，他的中文也是顶呱呱的，他懂中文又懂龟兹文字和梵语，是不二之选，没有人能超过他。他牵头翻译的经典虽然不多，但都是顶呱呱的，一直传到现在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阿弥陀经》，都是我们最常用的经典。《大乘妙法莲华经》用的是鸠摩罗什法师的本子。玄奘法师的译场规矩大部分都是参考罗什法师的译场规则。 　　我们念的《心经》是玄奘法师译的，他也翻译过《金刚经》，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因为大家的指导哲学思想不同，玄奘法师是用法相唯识宗的观点，鸠摩罗什法师用的是空性、中观的观点或者三论宗的观点，两个人是观点不同。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玄奘法师翻译的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当然，最兴盛的经典很多还是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 　　那时候，姚兴只占领了北方，没有统一天下。能够有这样的雄才大略，了不起！姚兴是第一个要赞叹的。 　　第二个要推崇的是唐太宗。无论从戒律还是国法，玄奘法师都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偷渡出去的。从戒律来说是犯戒的，从国法来说是偷渡的。但是玄奘法师回国时，唐太宗亲自派出大臣队伍去迎接，自己也亲自出城迎接。 　　现在陕西的古迹很多，玉华寺、大慈恩寺、兴教寺都与玄奘法师翻译经典离不开关系。比方说，玉华寺那里有温泉，是皇帝用来泡温泉的，他都让给法师来放松、消除疲劳。兴教寺、大慈恩寺和大兴善寺都是绝佳的地方，朝廷支持的力量都很强大。 　　后来，唐朝的皇帝也支持了义净法师翻译经典。中国四大译经家——真谛、罗什、玄奘、义净。义净在广州光孝寺翻译也得到了地方官的支持，但算不上朝廷支持。到宋代的施护，己经算不上什么了，而且翻译的经典也不重要。唐代是最兴盛的。 　　从这些标准可以知道这些皇帝的了不起，反而到后面就有问题了，比如雍正皇帝。很多人认为雍正皇帝是开悟了，他跟第一世章嘉呼图克图学过，还搞了《御制拣魔辨异录》。他写了一篇描述怎么开悟的文章，章嘉呼图克图怎样让他用功夫开悟，他又是怎样逼禅宗的和尚开悟。雍正皇帝在学佛法、禅宗、密宗都有一点受用，这是可以肯定的。他跟章嘉呼图克图学习，也是真实得到启发，见到一丝心性光明。 　　他把禅宗没有真正见性的方丈叫去考功，以帝王之身兼法王，这就很不靠谱了。他并没有真正大彻大悟，只是稍微见一点心性光明，就算是大彻大悟也不能这样啊！政是政、教是教，裹在一堆就搞不清了。 　　禅门里面有一种香板，是用一块木板做成宝剑的样子。跑香的时候，有人拿着香板来监督。这香板就跟雍正皇帝相关。 　　他把禅门寺院的方丈召集到皇宫里考功，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见性，就逼他们留在院子里，不能出去。七天考一次，手里拿着把宝剑吓唬人家，如果没有开悟就一剑砍下去。确实有一两个人才被逼出来了，因为有压力了，被逼到见心性光明了。 　　那些住持得到受用以后回到寺院，做了个宝剑样子的木板，这就是佛教里香板的起源。 　　郭招金：历史学家认为，雍正皇帝作为一个皇帝还是很勤勉的，他每天在奏折上写下的批示有几千字。因为道医几次治好他的病，他更多是信仰道教，在圆明园有专门的炼丹炉。他后来突然七窍出血，有人认为是服用丹药过度导致中毒而死的。历史上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说他篡改康熙皇帝的遗诏，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清代称呼太子都是叫“皇十四子”，没有直接称“十四子”。另外，在清代繁体字的“於”字不能简化为现代的“于”字，雍正根本不可能篡改遗诏。法师您站在佛教的角度看，雍正皇帝开悟了吗？ 　　大愿法师：我认为雍正皇帝只是有解悟，没有真正的证悟。从他的著作里面，尤其是对禅、佛法的解说可以看到。雍正皇帝想模仿云门文偃祖师，任何学人问任何问题只答一个字。什么禅、什么佛教，完全不是！都是一些儒家的东西，有一些还稍微靠谱一点，有一些是不靠谱的。 　　更主要的错误来自于政教不分，他的《御制拣魔辨异录》臧否禅宗的祖师，他认为哪些祖师是真正大彻大悟的，哪些语录是最好的。他把认为最好的禅宗祖师见性的语录全部汇集起来，又说了一些认为没有真正见性的例子。其实不是他认为的那回事。 　　还有清代的皇帝，满清女真族的人口很少，八旗军队来统治数万人的汉族人口，他是有恐惧的。因为有恐惧心，所以清朝前期的皇帝都是励精图治，真的是很赞叹。如果明朝的汉人皇帝有人家的三分之一，国家就兴盛得不得了。清朝皇帝都很警觉，从顺治开始到后面的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代人都真的很精进，真的是励精图治，毫无疑问都值得赞叹。 　　雍正皇帝就错在钳制人的思想。中国的封建时代，到了清朝就熟到烂透了。治理国家可以治理人的行为，但不可能钳制人的思想。钳制人的思想，社会就完全没有活力了。他不单单是钳制佛教，也钳制儒家。比方说，雍正有一个《大义觉迷录》。 　　雍正的时候，天下己经基本上稳定了，但还有很多儒生是不服气的。他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告诫儒生怎样接受朝廷统治，汉人统治比不上我们满族人统治，我们满族对你们更好、更有利，可以算是苦口婆心。其实这是很愚蠢的，钳制儒家的思想，钳制佛教的文化。他死了以后，乾隆皇帝比他聪明，马上下令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一把火烧掉，把木刻板也烧掉。
　　三、是否融入文化信仰的内核，起到提升辅助作用
　　大愿法师：由此，我们能给现当代提供一些智慧的启迪。第一，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更好地翻译佛教经典，把南传优秀的“论藏”成果及时地翻译，把近现代、现当代大德们的著述补充进来。作为一项国家文化工程，像编辑《儒藏》那样来编好《中华大藏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文化工程。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文化资源、智力的支撑，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影响深远的大事。最好以有学、有修、有证的法师团队为主导，由国家组织译场，把各界人士都整合起来，用我们探讨过的学科体系建设。现在各种学科的工具更成熟、更现成了。 　　第二，对当代的人心稳定、社会和谐有利，还不能够单单在文化上。文化要落实在制度层面才有意义，才能够真正地呈现出来。如果只是文化，很多人是受不到影响的。如果成为制度，就变成可以看得见的规范要求，可以提供一些智力资源，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都能够起到辅助的作用。 　　我们国家无非是受三大文化的影响：第一块是传统文化；第二块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第三块是西方文化。这三大块如何融合？禅的智慧能够起到穿透、照亮人心的作用，这是值得做的事情。而且应该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不能够从虚到虚。 　　第三，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好公民社会。我们一定要由国民社会进入到公民社会，而且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国家才真正有希望。从富强的社会走向文雅的社会，才是国家真正长治久安的主要方向之一。我们习主席非常有雄才大略啊！经济上的“一带一路”一推出，举世都很赞叹。文化战略方面，现在还没有看得很清楚，但他在法国巴黎教科文组织的演讲，可以看到他的思路和端倪，包括今年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从“四化”可以看到他一些深入、系统的思考。 　　我们国家出现“文革”的问题，不能够全部推到毛泽东身上。我们要反思：还没有真正肃清封建主义、封建王朝的影响就开始很急了，大家普遍都急于求成。我们现在没有真正进入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习主席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希望。”很多佛教徒就误解了，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我认为信仰至少分为三种：宗教信仰、政治信仰、文化信仰。习主席主要是立足于文化信仰，不是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中国共产党员有8600万人，占中国13.6亿人口的6%;中国的佛教徒将近1亿，其他宗教四五千万，加起来也只占10%。10%加上6%，这总共是16%。还有84%信什么？不能全部变成共产党员，不可能变成政治信仰；也不可能全部变成佛教徒或其他宗教徒，不是宗教伯仰；只能是文化信仰！ 　　文化信仰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我就笑这些居士们，四个字——自作多情。你以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希望”是劝大家要信佛、信道吗？一个国家的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叫你信宗教？笑话！我们从来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任何一种宗教从来没有成为国教。本质上释放的信号是希望老百姓有文化信仰。社会核心价值观归纳起来就是信仰“中国梦”，再强调一点就是文化信仰。如果展开来说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民有文化信仰，国家有希望，我是很赞叹的。任何东西一定要有根，“水有源头，树有根”。如果突然生造出一种文化，没有源头和继承，一定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几千年丰富的文化资源，一定会成为当代打造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重要养分和重要支撑部分。佛教文化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佛教文化的弘扬有了更广阔的天地，禅智慧的开启有了更重要的平台。国家的兴盛有希望，国家的强大有希望，国家长治久安有文化资源的支撑。 　　成思危很多年前在美国讲过一句话，我很赞叹，他说：“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我们的后天。”我们可以加一句：“教育背后更重要的是文化信仰。”文化信仰建立起来，国家就长治久安，这是源头性、本源性、根源性的问题。 　　人的一切都是价值观决定的，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背后指导的都是价值观。一般人说“思路决定出路”，其实是“价值观决定思路”，价值观的背后就是信仰。不管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还是文化信仰，最内核的是信仰。由信仰推到价值观，由价值观推到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想，更进一步外现就是行为。我认为，习主席是抓住了源头，抓住了最本源的东西。 　　第四，执政党要真正地站稳脚，长期保持执政地位，也离不开佛教文化弘扬提供智力资源的支撑。执政党能够得天下，从政治的执政合法性来说，天下是他打下来的；从经济合法性来说，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条件举世公认地丰富了。国家强大了，生活条件也好了，无论是我们本身的国民，还是海外侨胞都扬眉吐气，这是长期执政合法性的经济支撑。 　　有政治合法性、经济合法性的支撑，还需要文化合法性的支撑。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文化的支撑点在哪里？执政党在理论高度上的不断努力，但我认为有一个薄弱环节：没有更深地跟中国传统文化连接起来，没有真正地跟中国传统文化建立血肉联系，没有血肉交融在一起、根本分不开的联系。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真正在中国生根经过了六百年的漫漫光阴。从公元前2年一直到魏晋时期，佛教文化才真正在中国生根了。执政党要长期在中国合法执政的文化根基扎下根没有呢？起码是不稳固的，还是漂在水面上。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关键问题。佛教文化的弘扬、禅文化的弘扬，无论是在国内的弘扬，还是配合国家文化战略“走出去”向全球弘扬都是有利、有益的。

【肆 影响佛教宗派产生与流传的因素】

　　一、佛教在中国产生宗派的原因
  　　一、佛教在中国产生宗派的原因 　　郭招金：佛教的宗派主要是在唐朝形成的，唐朝以后灭掉了很多宗派。宋代以后没有多少宗派产生，这是什么原因？宗派流传下来，禅宗是最大的，净土宗也可以，密宗也有。玄奘法师很有才华，他创了一些宗派，但是学的人很少。外面人知道佛教有宗派，但是非常复杂，为什么产生那么多宗派，到后面又没有新的宗派产生？宗派产生了以后，为什么有些变大了、有的没有多少人群关注？您是沩仰宗的传人，沩仰宗好像很少人知道……想了解一下有关佛教宗派的问题。 　　大愿法师：佛法传入中国之所以会形成宗派是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人本身的精力、体力、智力在凡夫的层面都还是有限的，而佛法、佛经太浩瀚了，一个人要想穷尽毕生之力贯通整个佛经，那是非常有难度的。因此，他会选择某一个宗派作为专心修持的毕生法门。还有一个因素是开宗的祖师们在某一些经典之中，有特别深的体悟、特别深刻的修证经验，由此开创了一些宗派。其实，宗派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己经开始了，那时候佛法只是刚刚完成融入中国文化的进程。比较早的宗派，比如摄论宗是以《摄大乘论》作为主要的研习论典。还有地论师只是《华严经》里面的《十地品》，专门研习菩萨从初地（欢喜地）一直到十地（法云地）的修行阶次，这都算是比较早期的。菩萨在三贤位的时候还不是真正的圣人，不是真正明心见性；一定要登地，到初地（欢喜地）以上才是真正明心见性开悟的圣人。还有所谓的魏晋玄学时代，讲般若的“六家七宗”，这是很早期的，为了讲说“般若”分了很多小支派。还有涅槃宗是研究《浬槃经》的，这也是早期的。后来才渐渐形成了大家公认的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宗派—性、相、天、贤、禅、净、律、密、俱舍和成实。俱舍宗和成实宗是以小乘的或者说南传佛教的《俱舍论》和《成实论》作为主要的教理和修行法门的宗派，其他的八宗都是大乘。 　　“性”是指三论宗，三论宗的代表是南京栖霞山的吉藏法师，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作为主要的经典，所以称为“三论宗”。他有一个最好的佛法概论基础就是龙树菩萨写的《大智度论》，是他依靠的一个主要典籍。 　　“相”是法相唯识宗，就是您前面提到的玄奘法师。玄奘法师的一生非常了不起，西行到印度求法17年，达到了印度佛教界、学术界的一个最高峰，被称为“解脱天”“大乘天”。整个那烂陀寺当时有一万多僧人（法师），就等于是现在大学有一万多名研究生，他在这中间是皇冠上的明珠，他归国以后开创的就是法相唯识宗。 　　天台宗有北齐的慧文、二祖慧思、三祖智者大师。天台宗到了三祖已经进入隋代了，隋炀帝杨广没有称帝之前是住在扬州的，他专程去天台山礼拜智者大师，受持居士菩萨戒。 　　贤首宗是在唐代开创的，初祖是法顺，因为他俗家姓杜，就叫他杜顺和尚，主要是研究《华严经》。 　　这是性、相、天、贤，这四宗是侧重于教理、理论；大乘的另外四个宗派（禅、净、律、密）的理论也很好，但更注重的是怎么实践、怎么修行。所以，一个是注重于教理的，一个是注重于行门的。 　　禅宗从印度禅宗的二十八祖传入中国为初祖——达摩祖师，这样就代表着禅宗在中国的传播，当然六祖惠能大师是集大成者，他令禅宗特别兴盛。“净”是净土宗，从庐山初祖东林慧远法师开始。律宗也有很多流派，主要是南山道宣律师、怀素律师等等。“密”是指唐密，从唐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中国传法，现在法门寺的地宫其实都是唐密重要的曼陀罗。 　　中国宗派的形成主要是这十大宗派。正如您所说的，早期的摄论宗、地论宗、涅槃宗、般若七宗，虽然在魏晋时代己经出现，但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传下来，都融入到其他大的宗派里面了，主要兴盛还是在唐代，这是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发展源流。 　　郭招金：宋代以后为什么没有新的宗派产生呢？ 　　大愿法师：宋代以后没有新的宗派产生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个是以前的祖师们所开创的宗派已经足够浩瀚，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呈现方式，所以不需要另外再去开创更多新宗派。中国佛教已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这些宗派基本上都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修持方法，己经有足够深厚的开创空间。 　　第二个因素是祖师们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要再想超越这个高度就不是一般人容易企及的。在初创时期很容易，大家的高度都不是很高，越往后就越难了。我相信郭社长一定看过禅宗的语录，禅师们的语录历来都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如果见地上的高度不能够超过以前的先贤，你要创立新宗派是不可能的。 　　我们举一个很通俗的例子，比如文学，任何一种载体和形式的容量都有一个边界，如果全部都探索完了，就要改变一种载体了。比如以前的古乐府，到了后来就变成诗歌，有些是格律诗，是一种很好的载体，全唐诗几万首。唐朝一代三百多年，几乎已经把诗歌这种载体的边界探索到了尽头，再要出优秀的作品就很难了。宋代也有诗，钱钟书有个《宋诗选注》，但是宋诗的整体水平是比不上唐诗的。因此到了宋代又要换一种体裁，那就是宋词。北宋、南宋几百年，无论是婉约派，还是豪放派无论是描述自然风光，还是描述家国情怀……词的各种各样探索方式都探索到淋漓尽致了。到了元代又换一种体裁，那就是元曲；再到了后面就是明清小说。 　　任何一种载体探索到淋漓尽致以后，在现有基础上再弄出新东西是很难的。所以，要达到以前祖师们那种非常高的悟境很难，再要形成新的宗派很难。 　　第三个因素是每一种宗派里善巧方便的方法己经特别多了——在同一个宗派之中可以拓展出很多的方法。 　　比如，禅宗里面有所谓的“五家七派”，临济宗的“临济将军”“曹洞士民”“云门天子”，每一个宗派都有独特的风格。沩仰宗出现得最早，所以风格是最朴实的。真正最丰富的是最晚出现的法眼宗，法眼宗把华严宗和禅宗融合起来了。 　　禅宗里怎样判断你是否开悟呢？如果你把以前的祖师大德的公案都看完，很熟练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是个开悟的样子，但其实不是！你学人家的，就鉴定不了到底是自己真正悟出来的还是只在知识层面知道，看过人家怎么做是不够的。 　　我们举个沩仰宗的例子，沩仰宗是沩山灵佑和仰山慧寂师徒俩开创的。仰山慧寂禅师很了不起，5岁跟随师父出家。他的师父在江西的一个小寺院，仰山慧寂很小就被送到寺院做驱乌沙弥。在农耕社会，寺院里都自己种稻谷，收了谷子以后摊在禾场上晒，乌鸦等鸟雀会来吃，就让小沙弥专门在这里把鸟赶走，叫驱乌沙弥。 　　师父每一天教他认字，他学得很快，一般的小孩子一天认不了三五个字，他一天能够学三十到五十个字。他一边看着稻谷赶鸟雀，一边背《心经》，7岁就己经能够把《心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有一天，他突然起了一个疑问，就跑去问师父，一边捂眼睛一边说：“师父啊！为什么《心经》上的观世音菩萨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但是我有眼睛，也有鼻子，也有耳朵，我明明是有啊！那是什么道理呢？师父能不能给我解说？” 　　师父说：“哎呀！你这个小孩子太厉害了，我教不了你，我指引你去见更高明的老师。” 　　那时候的师父也很了不起，不会把徒弟看作是私有财产，不会“我是师父，我不懂也要装懂，就压着你不准乱做”，他很坦诚地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我答不了。”要敷衍很容易啊！现在的那些教授、学者，学生提的问题他不懂，随便找个理由敷衍过去。禅师们、祖师们是不会这样的，他绝对不会伤害弟子们的法身慧命，而是把他们看作一个独立的、有智慧的、鲜活的生命体，绝对不耽误他们的法身慧命。即使他不能够圆满回答你，也会介绍你去见更高明的老师。这是佛教界很优良的传统。 　　有的弟子到处去这里拜师、那里拜师，拜了一个师父不好好跟他学习，一开始很热情，认为可以跟师父学很多东西，但是五分钟热情，跟着学两三个月就觉得师父也不过如此，然后又开始打妄想，自己又跑去找另一个师父。其实原来的师父的东西他都没有学到，很多人有这个毛病，但佛教的传统不是这样的。你踏踏实实地跟着师父学，师父把他的东西倾囊相授（全部教给你）了，然后会给你介绍更高明的老师，都是师父给徒弟再介绍师父，而不是自己跑去到处乱找的。 　　仰山慧寂23岁到了湖南宁乡大沩山，沩山灵佑禅师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德，明心见性。他刚到就进方丈室给沩山灵佑禅师顶礼，顶礼三拜之后，师父就问他：“你是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按照凡夫的理解，表面的意思是：你是有师父的小沙弥，还是没有师父的小沙弥。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你是在佛法之中有受用的出家人，还是迷迷糊糊到处乱跑的出家人。其实有多重意思在里面。 　　仰山慧寂马上回答说“弟子是有主沙弥。”这就很有智慧了，把师父问题背后的问题、隐藏的问题也一起回答了。一方面是说，在方丈楼法座上坐的沩山灵佑禅师是我的师父，这是谦虚，是对长者的尊敬，所以说是有主沙弥；另一个意思是说，我在佛法之中还是有真实的受用，所以我是有主沙弥，不是盲目乱跑的。 　　师父也并不因此马上印可他，就再问：“主在何处？”你说你是有主沙弥，主在哪里呢？这其实是一个陷阱，禅宗里面的机锋是充满了陷阱的。如果是凡夫，凡夫的分别心、二元对立马上就会显出来。 　　仰山慧寂很有智慧，他不用嘴来说，马上绕着师父坐的法座走三圈，世间世俗谛、胜义谛都包含在其中了。世俗谛来说，我现在所绕的是佛、是主，这是一个浅层的；胜义谛就是指我能够对我的行为随处作主，我己经在佛法之中有受用了，我不会被人家的语言牵着走，也不会被环境所影响、诱惑了。内不被妄想烦恼所驱使，外不会被六尘境界所诱惑。不会被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世间所影响，任何时候都能随处作主。用“绕禅床三匝”的行动来表示，其实是他的一个善巧方便。 　　用行动来表示悟境，是禅宗早期一个朴实地表达自己对佛法领悟境界的方法。用语言，一开口就落入相对法，语言只能够描述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本身，这是有差异的。到了禅宗的后期，曹洞宗的《宝镜三昧》、临济宗的“三玄三要”……就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善巧方便。你想想，当有如此浩瀚的善巧方便能够表达你对佛法的领悟的时候，你还用得着另外去开创新的宗派吗？用不着了。 　　第四个因素是很多一流的人才到了宋代以后就开始分流了，以前基本上一等一的人才都到佛教里出家了。 　　玄奘法师十几岁出家，后来西行求法回来，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唐太宗亲自跟他说过三次：“法师啊！您真的是一个治国之才。只要您愿意还俗，我马上请你做宰相。”但是他不同意，他乐意继续传承文明，乐意用后半生的精力来教导弟子翻译经典。他翻译的经典是非常多的，有一千多卷，是中国四大译经家里成就特别高的一位大德。鲁迅称赞他是中国人的脊梁。 　　一等一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家人，像云门文偃禅师，如果是在世间，他建功立业是很容易的。但到了宋代以后就渐渐开始分流了，一部分在佛教里面，一部分在儒家里面。 　　至少是这四重因素，让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基本上没有新的宗派。当然，我们要分清楚一个概念的范畴，“宋代之后中国佛教没有新的宗派形成”更准确的描述是“宋代以后中国汉传佛教没有新的宗派形成”。 　　从宋代开始，正是中国藏传佛教宗派越来越多、越来越开创的时候。在元代，萨迦派是特别兴盛的。萨迦八思巴是忽必烈的国师，他对蒙古文的产生有极大的贡献。 　　宁玛派是比较早的，到了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格鲁派主要形成是在明朝时期，明成祖朱棣夺取天下后，从南京迁都北京，稳定天下大局以后，他想把力量渗透到藏区。当时藏区真正最有影响的是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从青海湟中县塔尔寺经过康藏到了卫藏，一直到了拉萨学习，在整个藏区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明成祖专门派使者去迎请宗喀巴大师来首都，但是宗喀巴大师非常淡泊名利，他自己没有来，他的一位上首弟子、色拉寺的开创者释迦也失跟随使者来到首都北京。明成祖很赞叹，给释迦也失封了一个称号——“大慈法王”，这其实也代表宗喀巴大师的格鲁派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一直渐渐地发展下来，到了清朝，康熙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建了所谓的内八庙、外八庙等等，也在那里接见了六世达赖。明清时期一直都是格鲁派最兴盛。从严谨的意义上精准地说，只能够说是汉传佛教在宋代之后基本上没有新宗派形成，因为原有的宗派己经足够让大家去挖掘、振兴、重兴，但是藏传佛教在当时正是最兴盛的时候。噶举派的玛尔巴译师、密勒日巴尊者、冈波巴尊者都是宋代的。
　　二、现代社会生活，如何获得修行法门的突破
　　郭招金：佛教分各个宗派说明佛教文化的兴盛，但老百姓和普通信众对佛教分多少宗派并不关心，他们会认为，不管进哪个庙拜的都是同样的佛。由于时代变迁，佛教界再产生能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复存在。到了近代以后，一百多年来，藏传佛教也没有新的宗派产生。另一种变化是，原来很多人在苦修，现在主张苦修的人越来越少。 　　大愿法师：你是说原来是苦修的，现在没有苦修了。 　　郭招金：是的，现代物质生活太丰富了，苦修吸引不了人。 　　大愿法师：不会吧！大家还是很赞叹苦修的。终南山里有那么多人。前一段时间新闻报道说，有一位年薪百万的白领辞工不干了，钱也不赚了，跑到终南山去住。住了一年以后，又爆出一个新闻说他出家了。这是必由之路啊！住一年以后，你总要有修行法门，要么又回到红尘继续赚钱，要么就去学佛出家，要么就去学道，做一个虔道。可见大家对隐修的生活、苦行僧的生活还是很羡慕的。如果自己做不到，“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做不到，但对那种方式还是很羡慕的，我也觉得那种方式挺好的。 　　郭招金：禅宗在唐宋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那个时候出了很多大禅师，公案也好，禅机也好，像苏东坡那样的文人，禅修的成就也很好。过了宋代以后，近代一百多年就很少看到大禅师了。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回答得很有禅机的公案应该是唐代的，从宋代以后好像高峰就没有再出现。 　　达摩全称初祖菩提达摩，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自称天竺禅宗第二十八祖。他来到中国成为东土禅宗初祖。您有一个观点，达摩来到中国，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带到中国来了，然而，禅宗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也是十分曲折的。 　　大愿法师：任何一种文化、修行法门的衰亡无非是两种道路：一种是棒杀，一种是捧杀。其实世间人都一样。 　　棒杀是指一直打压，拼命地去打压他，企图要消灭他，但是这并不容易。只要真正有内涵，真正有修行的法门，一定会有生命力、有吸引力的。 　　禅宗刚刚传入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一直到五祖都是不太受欢迎，至少可以说没有成为主流的佛教宗派，五祖之后才大放异彩，在这之前都是受到棒杀的。 　　比如，达摩祖师航海西来，广州刺史马上奏报梁武帝说有一位印度的圣僧来了。梁武帝信佛，他很高兴，马上迎请，“廓然无圣”的公案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可见，不管多么信佛的人，包括皇帝在内，还是会执着于有相、有为的功德。 　　梁武帝一见达摩祖师就问，他登基做皇帝以来造了很多寺院，度了很多僧人，而且三次舍身同泰寺（现在南京的鸡鸣寺），还亲自注解佛经，这样做有没有功德。达摩祖师的回答我们都知道，他说没有功德，那是福德——人天福报，多生多世做帝王的人天福报还是有的。 　　功德是无形无相的，是我们心的全然地开放，开悟见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没有功德。当然梁武帝就不高兴了——凡夫嘛！凡夫是执着于有形、有相、有为的功德（有为的法和相）。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是机缘不契。 　　梁武帝马上就问：“既然这样，这个世间有圣人吗？”也就是说，你说功德无形无相，那这个世间有没有圣人呢？圣人应该有个圣人的相，其实隐含的意思就是：达摩祖师是圣人吗？是开悟了吗？是明心见性了吗？达摩祖师说“廓然无圣”——就算我是圣人，如果我认为我是圣人，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个凡夫，就有分别心；有我就必然有你，有我相，有人相，这就有对立了。我人四相一出就己经是凡夫了，所以“廓然无圣”。梁武帝很不开心，达摩祖师就一苇渡江了。 　　在那个时候禅宗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中国人对佛法的领悟还没有达到真正圆满无漏、超越二元对立的般若智慧。达摩祖师在少林寺面壁九年，都没有人愿意礼拜他、跟他学习，而且还有很多人嫉妒他，在他的饮食里几次下毒。可见，初祖达摩是被人棒杀的、打压的。 　　到了二祖慧可也是东躲西藏，因为那时候国家也有战乱。三祖僧燦、四祖道信隐居的地方在历史上都是特别偏僻的大别山区，岳西县的二祖寺、安徽安庆天柱峰的三祖寺、黄梅的四祖寺、五祖寺，那一带地方穷乡僻壤。可见，禅师们一直被追杀，不是主流的宗派。就算佛法兴盛的时候，也不是主流的宗派，这是棒杀。 　　另一种是捧杀，捧杀就更厉害。从南北朝梁武帝到五祖弘忍时期，已经是进入唐代。在五祖之前禅宗都是很小的宗派，虽然说不绝如缕（没有断），但是收的弟子都很少。当然，收一个就容易成一个（见性）。到了五祖弘忍禅师就兴盛起来了，他的名下有500个学生，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 　　另一个捧杀的问题来了。都说禅宗好，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一超直入，顿悟成佛，大家一味赞叹，都说最妙。其他的宗派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但你一进入禅宗就有可能开悟。很多人趋之若鹜，就变成没有踏实的功夫，都变成口头禅、文字禅、狂禅、葛藤禅，都不是真正的禅。渐渐地就引偏了，活活地被捧杀了。就像一个人，以前没有名气，很艰苦，但有真才实学；当他一旦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大家都来恭维他，到处请他剪彩、讲话、致辞，利用他的名气。他穷于应酬，还能有学术成果吗？还能达到新的高峰吗？还能有造诣吗？没有了！这就是捧杀。禅宗也是如此，之所以会衰落，跟兴盛有关系，被捧杀了。 　　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明眼善知识指导，你要靠自己摸索；或者就算遇到了，你不能生起信心，仍然到处寻觅，你照样进不去。 　　任何东西，在刚开始传播的时候都是最直截了当的，最一针见血的，最朴实的，没有那么多花拳绣腿，没有那么多外围花哨的东西，所以容易成就。越往后，讲解的法师越来越多，如果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很难穿透重重的迷雾。禅宗也好，任何宗派也罢，都是如此，这就变成一个悖论。 　　打个比方，佛法初传中国的时候，安世高时期就教一个《安般守意经》。出息入息、入息出息，一直保持觉知，这就是南传佛教的法门。你这样子去做，三五年就能成就。但是现在，在中国大乘佛法、汉传佛教来说就不是了，法门非常多。今天看看净土宗，明天看看禅宗，后天看看天台宗，再过一天又看看《华严经》，每个宗派搞一年半载，不知不觉地一二十年过去了。人生精力有限啊！时光有限啊！当你全部摸索一轮之后，你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因为每一个宗派你都是浅尝辄止，每一个宗派你又好像都懂一点，就变成“万金油”现象，什么都懂一点，但没有一门是真本事，这个就是问题了。后世的弟子们也就非常难，比以前的人更难；除非有特别好的因缘，遇到明眼善知识，又能够真正生起信心，按照善知识的指引一门深入，一直往里面修。 　　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以前的人一辈子的资讯都没有我们一天得到的资讯多，我们在资讯的森林里面，一直接受各种各样的资讯轰炸。越往后选择更多，其实我们更容易迷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行会更难。当然，从另一个意义来说，也有便捷的地方。我们之前也作过一些基本的探讨。 　　世间也一样，目迷五色、有更多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选什么好，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就只能原地不动。歧路亡羊啊！很多条路，你反而不知道走哪条路是正确的。这也是后世难以出大德的原因。 　　再一点，近一百年并不是完全没有大德出，而只是师父和弟子都很难。前面说弟子的难，因为有很多选择。做师父的也很难，因为要验证你是不是开悟也很难。 　　举一个例子，南宋的大慧宗杲禅师是位了不起的大德，从南宋到明清几百年的漫漫光阴，中国的禅宗还能够不断地涌现明心见性的禅宗大德、开悟善知识，大慧宗杲禅师功不可没，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 　　唐朝时候，开悟的善知识、禅师们已经有一千七百则公案，表示至少有一千七百人开悟的经历被记载得很清楚。大家都去参话头、参公案，一直探究这一千七百则公案里祖师开悟的因缘。 　　大慧宗杲禅师的开悟很奇特，他过去生修智慧的因修得很够，所以很聪慧。在出家以前，他的诗词格律作得特别好。出家以后，他很快就把禅宗公案都看透了，也看进去了。他得到很多禅师给他的印证，机锋辩禅，三五个回合下来，禅师就给他印证开悟了。但大慧宗杲禅师是很诚实的人，不是凡夫那样很爱慕虚荣，不会说有禅师印证开悟了就沾沾自喜。有一句话说：“一个人欺骗别人是狡猾，欺骗自己就是愚蠢。”他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知道自己没有真正地开悟，他不敢骗自己。 　　他后来遇到一个真正厉害、顶呱呱的善知识，真正接引他开悟的老师——圆悟克勤。圆悟克勤写了《碧岩录》，这是禅宗一本了不起的书。但是也有弊端，他把禅师悟道的经历解说得太透彻了，后世有一点小聪明的人看了以后，反而把他的悟门堵住了。后来大慧宗杲等师父圆寂以后，把《碧岩录》的经版烧掉了，但这本书还是留存下来了。大慧宗杲很不容易遇到了圆悟克勤禅师——大彻大悟的善知识。这位师父很耐心，看到大慧宗杲是很有根器、很有慧根的年轻才俊。之前没有人耐心去引导，他现在变得太偏激了，认为禅宗都是骗人的。圆悟克勤禅师用一个很笨的办法，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办法，他把《五灯会元》搬出来，师徒俩逐个公案来考功，逐个公案地问他是怎么悟的。师父花了整整半年时间，一千七百则公案里，前面一千二百则公案，大慧宗杲虽然没有开悟，但以他的智慧都能够回答得滴水不漏，师父都找不出破绽来。真开悟、假开悟分不清楚，一千二百则就这么过去了，过了半年时间，还没有办法看到他二元对立的分别心在哪里，破绽还没有露出来。 　　一直到了一千二百多则，圆悟克勤禅师发现他二元对立的破绽，马上很迅猛地给他刺进去，大慧宗杲才真正地桶底脱落——真正地豁然大悟、明心见性。这时他才是彻悟了，才相信禅宗里真有这个奇特事——“始信宗门有奇特事在”，真的能够顿悟。做师父是不是更难了？越往后就越难，因为口头回答真的很难说，那些有点小聪明、智慧比较猛厉的人，你很难一下子发现他的破绽。所以做师父的很难让更多的人见性，师父没有那么多时间。后世佛法越来越兴盛，出家人越来越多。真正的大德不容易，他见性以后，因为弟子越来越多，能教弟子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能像圆悟克勤教大慧宗杲这样，用半年时间就教一个弟子，一直跟他考功，让他成道，这不容易啊！ 　　当然，圆悟克勤是值得的。因为大慧宗杲以后发展出一个特别好的修行方法——话头禅（参话头）。因为他是从话头禅入的，他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引导后世弟子们的方法——在禅堂里面跑香、坐香、参话头。从南宋到明清，如元朝的中峰明本国师、清朝的禅师，有很多明心见性的禅师们都是拜大慧宗杲所赐，因为他有特殊的善巧方便。 　　至少有这几个因素，要真正见性很难。但是现在，要真正地修行成就有很好的便利工具。我们上次谈到的四大体系建设，能够帮助我们有新的修行法门的突破。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去修，真要见性就很难，要修行成就很难。当代很多学科领域足以让我们融合，有很多新的修行手段。
　　三、关于宗派传承的若干问题
　　郭招金：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从隋唐时期产生的宗派都是代代传下来的，靠一代一代口传心授。传完以后还有个仪式，形成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宗派都有完整的传承呢？ 　　大愿法师：不是所有的宗派都有完整的法脉传承。禅宗相对来说是有完整的法脉传承，其他的宗派很多都是私淑弟子，或者没有必然的关系，是后来追认的。有一些是没有完整的法卷、师徒相授的；有一些有，但断掉了。禅宗里的“五家七派”基本上都有完整的传承，中间有过断层。比如，虚云禅师那个时候，临济宗、曹洞宗基本上没有断过，其他的可能断了很多代，尤其是沩仰宗断了很多代，是虚云禅师再续起来的。 　　天台宗是有完整的传承，但后来也断掉了，现在也有再继续传，中间可能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是空着的。如果断了几百年，不能够跳到多少代去。打个比方，原来是第八代找不到合适的弟子，传不下去就断掉了；后来可能隔了几百年又有大德出世，他自己悟入、明心见性了，大家推举他为第九代（前面是第八代），就连起来了，不可能是第八代跳到第十三代。这是一种方式，沩仰宗就是这样的。虚云禅师传给圣一禅师，圣一禅师传给我，虚云禅师到圣一禅师到我，我们是连贯的，但虚云禅师往前推是断了几百年的。 　　也有一些是推举的，没有必然的师徒关系。比如净土宗，从初祖庐山东林慧远一直到十三祖印光法师，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必然的师徒关系，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不一定是师徒，可能隔了些时间，也没有真正地长期随学。还有一个因素。现在很多宗派，不可否认，弟子们不一定达到这个根器，但是师父为了法脉不断，还是给他授一个法卷，但弟子是不是真的就明心见性呢？不是！当然，他至少有一定的根器。所以，传法、传衣未必是真正活的佛法传下去了，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不是语言能够解释清楚的，不像老师讲课，只是把知识传承下去，这是种文明传承；知识层面是容易的，但佛法的明心见性、开悟、顿悟是无形无相的，凡夫听不懂，也看不明白，弟子没有到达这个高度是很难往下传的。以前的祖师们很严格，没有就宁愿不传，就断掉了，现在可能就放宽了。 　　郭招金：他传的时候是一代传一个人呢？还是可以传几个？ 　　大愿法师：只要见性了，不管多少个都是可以的。师父门下有一百个就传一百个，有一万个就传一万个。这一百个都是这个辈分，都是这一代，他们也照样继续往下分支。有很多宗派会分出很多支派，比如临济宗。临济宗底下分了很多支，到了杨岐方会和黄龙慧南就变成两个最兴盛的支派。 　　“五家七派”就是前面的五个宗加上杨岐派、黄龙派。所以，可以有很多支派，不是只有一个，不是一脉单传。 　　郭招金：传的时候要举行一种仪式，传一个法卷，对吗？ 　　大愿法师：是！其实仪式不重要，仪式本质上就是做广告。我己经认可多少弟子了，我认为他们是真正有个入处了，对于禅法至少不是普通的知识层面。我就要做一个法会，把广大的居士、文化名人、各界人士、各界贤达都邀请过来观礼，然后传一个法卷，告诉大家这些人都是我印可的，他们是己经得法的法子，他们是有个入处的，对佛法来说他们的知见是正确的。说白了就是登广告，这不是最重要的。 　　郭招金：一个法师同时传授几个法派也是可以的？ 　　大愿法师：是！各人的根器不同、习惯不同。有些人一辈子就跟一个师父，这师父浩瀚到足以让他一辈子都学不完，不用跑到外面学。一辈子跟这师父学，可能师父的三分之一还学不到。有些人根器特别猛厉，这里学了，那里还继续学，转益多师。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些弟子这辈子就认定这个师父，就跟他学，把这个法门、宗派传下去。 　　其实一法通时万法通，只要进去了都一样，就像一个房子有四道门，是不是四个门都要走过呢？不一定。你开了这道门就进来了，另外三道门对你来说都只是摆设。但为什么要四道门呢？有些人不一定能从这个门进来，可能从那个门进来——善巧方便。 　　有些人是从这个门进来的，进来以后就教大家怎样从这个门进来，而其他三个门就不说了；还有一些人觉得要多一点善巧方便，个人的愿力不同。我从这个门进来了，我还要再出去，把另外三个门走一遍。我要把另外三个门的路径摸清楚，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已经开悟了，我用不着了，我是为了众生。有些弟子进不了我曾经进来的这个门，我要告诉他另外一条路，那样走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不同了。 　　一位法师同时接很多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任何一扇门都没进来，都是忽悠的，没有一个门他真正进去了。还有一种，这个法师己经从一个门进来了，他慈悲心、菩提心很广大，为了尽可能利益更多的众生，自己进来以后又再绕出去，其他的门都走一遍。只有走过才能告诉大家不走弯路——千万不能害人啊！一个人给人吃错药吃死了，只是杀了他这一生的生命而己；如果给他传错法了，那就不是一生一世了，生生世世的法身慧命就被你耽误、引邪了，这就很有问题了，所以是非常慎重的。他进来了，把其他门也都走遍了。不管谁来都有办法、法门去帮助他。 　　举个仲敦巴的例子。仲敦巴是个很淳朴、很实在的人，他这辈子就一个师父——阿底峡尊者。阿底峡是一个很广博的人，他的师父有123位，而且他的悲心很广大，自己进来了，还把其他所有门都走一遍。 　　佛教里面有一些教化弟子、学生的方法，有些师父由浅到深慢慢教，由最浅的教你慢慢学。还有些师父很奇特，有些弟子根器很好，如果由浅到深教，可能经过二十年还未必学到最高的法门，他就从最高的教起。他讲法先讲最高的，听不懂再降一级，再听不懂再降一级，一直降到最浅。这样对于慧根很利、过去世善根很好的人就有好处了。他先听最高的，在最高的里面就不用耽误时间，他一下子就进去了，后面的就不用听了；或者他要听，也只是为了帮其他人，不是为自己解脱，对他们来说是很公平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学中医，学中医由最高到最低的方法是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开始，从很高的一直下来，这是一个由难到易的过程。还有一个是从易到难的过程，先学习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然后背《汤头歌诀》，背“药性四百味”。其实方法挺多的，都是相通的。佛法师徒相授、老师教弟子也是这样的一些方法。 　　郭招金：禅宗在早期初祖到五祖的时候，都只传一个人，而当时是重视给袈裟。袈裟给谁，谁就得到法。我们看历史，神秀没有得到袈裟，但武则天还是让他当国师。后来，惠能的袈裟也被朝廷拿走了。 　　大愿法师：袈裟在任何时候都不重要，就是一件衣服，并且还是有形有相的物品，怎么能够用物品来表示开悟了。在六祖惠能大师之前，用衣钵传承是为了表信；在六祖惠能大师之后，不传是为了止争（停止争抢）。 　　不是祖师只愿意传给一个人，而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承认禅宗，禅宗很弱。以前佛教的寺院都叫律寺，因为戒律是根本，包括禅僧、禅和子们（学禅的僧人）都是寄居在律寺。他们照样要诵戒，照样要遵从律寺的要求。后来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才开始有专门的禅寺，而且农禅并重——不需要信众供养。因为信众不相信禅宗，而相信天台宗教理、戒律等等其他宗派，在那边香火很鼎盛。信众不相信禅宗没关系，那就农禅并重——自己种田自己吃，不求任何人。一边种田一边还可以作为参禅的法门。 　　禅宗现在就很兴盛了，普天下的丛林80%都是禅宗，再有一部分是念佛，现在很多念佛的道场在历史上也叫禅寺的。在这中间六祖大师的功劳非常巨大，惠能大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智慧的泉源。在历史上禅宗从初祖到三祖都很弱小，可能遇到一个半个弟子，师父就把弟子教出来，开悟了，见性了。 　　为什么传衣呢？大家都不信任禅宗，但会信任释迦牟尼佛。如果连释迦牟尼佛都不信，那就不是佛教徒了。禅师手里有一件从释迦牟尼佛到迦叶尊者、阿难尊者、达摩祖师，一直到这位禅师的袈裟，这件袈裟是达摩祖师从印度带过来的木棉袈裟(木棉花制的），这样大家就信了，由信释迦牟尼佛来信这位禅师。禅宗很弱小的时候，袈裟表信——信任，大家容易信任，这就是信用卡、信用证。禅师手里有达摩祖师传下来的木棉袈裟和钵，这是实物。凡夫执着于相，那就拿一个相给他们看。这个对于见性的人都不重要，关键是开悟的心啊！但对于凡夫来说，不知道开悟的心是什么样子，他们不相信这一套，只相信那个表信的东西。 　　到了四祖之后，禅宗的影响力渐渐大起来，国家也开始太平，相信的人也多了。有很多的分支出来，比如牛头法融。牛头宗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他跟弘忍禅师的影响力比不会弱，也很大。到弘忍禅师的时候就更兴盛，弟子非常多；到六祖之后就遍布天下了。 　　《六祖坛经》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的，尤其是北方。北方还是相信渐修的法门，很多北方寺院的方丈把传到北方的《六祖坛经》全部收起来（那时候还是石印线装本），一把火烧掉，说：“南方有魔子魔孙乱说，还自称等于佛说！还称为经！”大家后来才渐渐地接受，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佛法的高峰。 　　大家不要的时候，是一棵草；要的时候，就是一个宝。当禅宗很兴盛的时候，就抢得头破血流。六祖大师得到了祖师的印信以后，被人家追杀，就躲藏了十六年漫漫的光阴。六祖大师明确地说，系统地接受了南宗顿悟禅的己经有几千位出家弟子，经过六祖大师印证的真正大彻大悟的、证量境界很高的有四十三位大善知识，所以“衣止不传”——到我这里就不能再往下传了。因为衣为争端，四十三位弟子，袈裟给哪个呢？大家都是能够教化一方的。南岳怀让、青原行思都是非常优秀的——“南岳让，青原思”！这个时候，大家都相信这个法门、宗派，也用不着拿一件袈裟出来炫耀了。 　　袈裟过去不重要，现在也不重要，未来也不重要，因为这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在六祖之前之所以显得很重要，只是因为要让众生有信心。后来袈裟入大内供奉、瞻礼，六祖大师也没有当回事。后来把袈裟赐给了智诜禅师，智诜禅师把它带到四川成都，四川的佛法很兴盛。 　　郭招金：皇帝为什么可以把袈裟赐给另外一个人呢？它明明是惠能的。 　　大愿法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是皇帝还是老百姓都认为袈裟入大内供奉以后，普天之下都是皇帝的东西，他想赐给谁就给谁，生杀予夺都由他。 　　郭招金：袈裟后来到哪儿去了，有记录吗？到哪个朝代才没有了？ 　　大愿法师：有记录！智诜禅师带回四川成都，还有好几代人的记录，最后是不了了之。大慈寺是六祖袈裟一直传承的寺院，到唐玄宗之后都还一直在传。到五代的时候，由于战乱就不知所踪了。大慈寺的寺志上也有这一类记载，不是到了智诜禅师手里就不见了。其实我们教界来说，大家也不认为这个很重要，不见了就不见了。 　　郭招金：禅宗讲不立文字，实际上还是有文字的，不立文字根本传不下来。 　　大愿法师：你要听明白，不能只听半句，“不立文字”和“不离文字”：“不立”是不执着，“不离”是不能够跟教理相违背。我们只读一半就很有问题了。“离经一字，即同魔说”“依文解义，三世佛冤”，只说一半是有问题的，“不立”也“不离”。 　　郭招金：一般社会上对禅宗的理解，觉得禅宗己经脱离了佛教，禅宗跟儒结合得太紧了，又是儒又是佛。比如说佛教讲生死轮回，禅宗就跟儒教结合在一块儿了，好像给人印象不再讲轮回了。我看有些学者研究的书，比如季羡林，他不信佛教，但他从语言学角度去研究、了解佛教，他对佛教研究得越深入就越不相信。当然从宗教来讲，他并没有入门，只是在门口看看就走了。 　　大愿法师：“禅宗不讲轮回”的说法是错误的。举个例子，沩仰宗有一个很著名的公案，沩山灵佑到晚年，弟子们问他：“师父啊！您老人家年轻时就大彻大悟了，后半生又在教化弟子们，您老人家百年之后会去哪里呢？”他就说：“我百年之后就到沩山脚下做一头水牯牛。”在农耕社会水牛对老百姓是很重要的，给老百姓犁田。他也讲轮回，也讲来生后世。 　　郭招金：在禅宗，如果修禅修到见性就算合格了，可以一代传一代。那其他宗派的标准是什么？比如净土宗，几代几代传下去的标准是不是都一样的？ 　　现在有一个很普通的说法：佛教进入中国跟儒家文化结合产生了禅宗，也就是说禅宗是佛教跟儒教所生的孩子。关于这个说法，想听听您的见解。 　　大愿法师：各个宗派传承的标准有几个方面。 　　每一个宗派都有独特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一定包括了教、理、行、果四个方面。最基本的教理、一切的源头都是归到释迦牟尼佛，具体修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哪种功德，比如说，佛身功德、佛语功德、佛意功德，或者是身、语、意三种具足功德。 　　佛意功德是指佛的心，禅是佛的心，成就的是佛意功德，佛的慈悲和智慧。当你思想境界、精神境界达到证同诸佛就是禅。 　　律宗侧重描述的是佛的身功德，通过戒律的守持能够让我们身心清净。比丘250条戒律，如果都能持好，他一切的言行举止都是与阿罗汉一样，是一个证悟的阿罗汉，以这样的标准来呈现戒律。戒律有保护的作用，很多人认为戒律是限制，其实恰恰相反，戒律能保护我们在修行道路上顺利前进；像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遵守交通规则，能够让我们更畅顺，不会相互干扰。这个是佛身功德。 　　天台宗、贤首宗本质都是呈现佛的语功德。佛陀说法是表佛知见，佛的知见以《妙法莲华经》为标志。《妙法莲华经》畅佛本怀，说的就是佛陀证悟的智慧、知见。知见不同，看到的境界是不同的。比如大便，狗的知见认为是粮食，但人就觉得很脏。这跟知见有关系，很多事情、物品到底是怎样的状态，跟你怎么看有关系。当你内心有障碍，当它成为让你烦恼的根源的时候，不是要摧毁这个东西，也不是要改变这个东西，事实上我们也不一定有力量改变这个东西，而应该改变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是事情让我们痛苦、烦恼，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让我们痛苦、烦恼。 　　刘禹锡写过一首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天万木萧瑟，大家都认为是很凄凉、很悲惨的境界，内心里面很悲凉；但他认为秋天秋高气爽，比春天更好，尤其是看到一行大雁飞上碧空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人生很辽阔的境界。同样的秋日和大雁，为什么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境界呢？一定是知见不同，不是境界不同。 　　不是事情让我们烦恼，或者障碍了我们，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障碍了我们；不是金钱障碍了我们，不是金钱让我们痛苦，而是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或者贪著让我们痛苦；情感也一样，不是某一种情感能够束缚我们，而是我们对情感的执着让我们要生要死。我们不是要改变外在的世界，而是要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释迦牟尼佛之所以放弃王子的位置而出家、成佛，他不是改变了这个世界什么，而是告诉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样看待人与人的关系。最高的境界是一切都不能障碍我们，在一切境界之中，就算是别人认为很凄凉的境界，我们都能够如如不动，都能够充满了真实的、发自内在不断涌现的、鲜活的喜悦和宁静，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佛的知见。 　　《妙法莲华经》就是天台宗根本的教理基础。 　　贤首宗的根本经典是《华严经》，《华严经》是讲华严境界。整个佛法有三藏十二部，汉传佛教有两万多卷经。精华无非就是三部经：《妙法莲华经》《大般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 　　对大众来说，第一步，我们在思维方式上要有提升，要由人的思维方式提升到佛的思维方式，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可以把人的思维方式提升到阿罗汉的思维方式，提升到缘觉的思维方式，提升到菩萨的思维方式，然后到达佛的思维方式。所谓的“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就是思维方式的提升，真正困住我们的是自己内在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外在的世界，这是一个根本。 　　第二步，你有了思维方式的提升以后，接下来就是行为方式的提升，那就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讲佛的行持，《妙法莲华经》讲佛的知见。有了佛的知见，有了佛的思维方式，再按照佛的行持——佛陀是怎么行动、怎么实践的，就能够达到释迦牟尼佛的境界，那就是《华严经》。《大般若经》的代表是第九会《金刚般若》，佛在日常生活之中是怎么实践的，怎样“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佛的根本的行持、根本的行为方式的提升。这样就能够到达佛的境界——华严佛境界。 　　这是讲教、理、行、果的“教”和“理”，“教”是讲佛陀描述的根本理论。“理”是我们怎样去思维、理解，再怎么行动、修行，然后怎样能够证到佛的境界，这就是佛语功德。把理论说得清楚、明了、透彻以后，我们就能够毫无疑虑地去实践、践行。 　　禅宗是佛意，律宗是佛身，天台和贤首是佛的语功德、教理，让我们怎样如法思维，这是传承的标准。“宗教”的“宗”是指禅宗，“教”是指教相，教相主要是指天台宗和贤首宗。
　　四、佛教与儒家以及禅宗的关系
　　郭招金：什么是禅？禅的本质含义是什么？各有各的理解。古代禅师对此会给出很奇怪的答案，比如“一寸龟毛重七斤”，或者索性给你当头一棒。他们认为禅不可说，不能用来定义。他们所说的种种奇怪的话，都不过是个由头，是一种引导方式。请您用最简洁、最通俗的语言进行描述。 　　大愿法师：禅、禅宗、禅文化都有不同的概念范畴，如果从文化的领域来说，那个描述就是正确的。 　　禅是超越时空、超越一切民族的隔阂、超越一切文化的独特性的，是最内核、最本质的，禅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活力。人类的一切文化，包括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美洲土著文明……一切的文化背后都是人类本身生命活力的呈现。 　　《易经》上传统的说法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文化”这个词的源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人和大自然怎样能够和谐相处、怎样掌握大自然运行的规律。掌握规律之后，“以察时变”，未来气候的变化，江河洪水会不会泛滥，有没有台风等气象灾害的变化，能够预知或者预测，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本质。把这个提升到哲学高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的“天人合一”或者“天人感应”概念。但是，很多人说偏了，或者说得很神秘化了，比如董仲舒。 　　在医学领域的运用是“五运六气”。天地运行对人体健康或者疾病的预测和防范，比如什么时候会暴发瘟疫等，这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非就是观察人与人怎样和谐相处，广义的范围就是人与社会怎样和谐相处，怎样教化人，从影响人心的层面来提升思维方式、提升幸福指数，生活得更美好，这才是真正的“化成天下”。这还是有管理学的规律在其中。 　　从人文文化的角度来说，人类是处在不断滑坡下降的状态。从科学文化的角度，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探索是一直往上升的。现在对社会的治理所强调的是硬性的权力，但从“化成天下”“潜移默化”的“化”来看，强调的不是硬性的权力，而是软性的影响力。权力是有强制性的，而影响力是真正让人心悦诚服的。如果用强制性的权力来约束人，必然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跳不出兴衰成败的一个周期律。 　　从伦理学的角度，以前是道德伦理学，自觉的力量大一点；现在是规范伦理学，外在的约束多一点。外在的礼仪、约束、社会舆论会让人心里产生压力，人们半被迫地去做，可见还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从这些文化的角度可以看到，禅宗在印度并没有变成一个独立的宗派，在印度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修行方法（教理行果）和广大的信教群众基础，不像在中国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宗派概念，这是第一点。 　　禅宗到了中国，为什么能够越来越有影响力，甚至成为中国汉传佛教主流的宗派？禅宗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跟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文化经过碰撞和交融绽放的璀燦智慧火花——般若之花。这跟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和文明进化程度是有关系的，如果仅仅用儒家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我看也未必；其中也包括了道家、墨家、法家等等，是融合的综合体。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思想史上的高峰，先秦时代是一个高峰。 　　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佛法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了六百年时间的融合，从公元前2年一直到魏晋时期才真正在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扎下根。扎根以后会成长，成长之后会开花，开花所指的当然就包括了禅宗的兴盛。禅宗到了六祖大师才算是真正兴盛起来，之前的五代都还是若存若亡、命若悬丝的状态。这是第二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跟佛教文化的融合，两座文化高峰一碰撞，结合两种文化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这样的高度形成了禅宗，就像一个皇冠上的明珠，这是第二点。 　　禅宗不等同于其他几个并列的宗派，而代表的是持法者。持法者的意思就是代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要临入涅槃，不是把袈裟和钵给其他人，而是给了大迦叶尊者。摩诃迦叶尊者代表着可以总持佛法，他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来总持一切佛法的地位——总一切法，持无量义。释迦牟尼佛传给阿难尊者，这样代代相传。虽然在印度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派，但是每一代禅宗的祖师代表着整个佛法的最高峰。到了六祖惠能大师也是如此，照样代表的是持法者。达摩祖师从印度航海来到中国，代表着全球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由印度转移到了中国，佛法的中心就东移了。 　　禅宗有着了不起的意义，历代禅宗的祖师也都有授记。般若多罗尊者是达摩祖师的师父，他一直跟达摩祖师强调说“吾观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你将来要到那边去弘法。“大乘气象”是来自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长期的熏陶，每个人形成了大心胸和大格局。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是禅宗和儒家文化的关系，有几个方面。 　　一是指人的心胸方面，儒家文化在孔子时代就己经达到了“不单单是为自己而是为苍生”的广阔格局和心胸。《易经·文言传》里特别强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就表述得很清楚了。一个儒家君子的修养能够达到什么境界呢？孔子描述他的经历就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最终达到的就是这种君子的境界。 　　二是从德行上来说，“小人”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描述一个人的境界。只看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小人，而心胸很博大就是君子。天地有好生之德，生生不己是天地之德，像天地这样有好生之德是大人君子的境界，这是从品德上说。品德上从利他出发是君子的好生之德，也是天地的好生之德。天地万物无非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为什么种子春天种下去到秋天能收获？背后是有天地之力。借助太阳、土壤产生的天地之力，自然地形成这么一个规律——生生不已。 　　三是从智慧上来说，“与日月合其明”，这种智慧能够给人温暖，能够让人息灭烦恼得到清凉，像日月照亮世间一样。君子的品德、智慧，跟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鬼神的关系、与自心的关系……都是呈现一种格局。 　　大乘佛法刚好就是讲这个，要修行首先是要发菩提心——“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发觉悟的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帮助别人成就自己。最高峰、最简捷、明了的方法就是禅的修证方法、顿悟成佛的方法。顿悟成佛也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所谓的菩提心无非就是利他心和成佛心两个要素。单单有利他心，不过是雷锋的境界；单单有成佛心，没有利他心，不过是阿罗汉的境界；当这两者融合起来才称为菩提心。因是菩提心，果就能够证菩提；菩提是觉，觉是佛。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在孔老夫子的时代已经达到对每个人的修养和教化的格局。当然就能够产生禅宗，这是从格局的角度来描述。 　　其次修行要立足于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生，禅宗最大的特色是活在当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教我们怎样能够活在当下。禅宗不像其他宗派那样去描述一个未来的境界，“你念阿弥陀佛，未来能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够脱离痛苦的娑婆世界”，其实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那是活在未来。还有一种是教你要忏悔、受戒，要接受律宗。你过去无量生造了很多恶业，做了很多错事，说了很多错误的话，你要忏悔，忏悔得清净才能受戒，那是活在过去。 　　禅是告诉我们活在当下，而且连当下也不执着。这就是鲜活的智慧，这与孔老夫子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孔老夫子的观点是“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禅其实也是如此的，禅宗有几个方法。大家不要误认为禅宗是天天在禅堂里打坐，突然有一天就开悟了。《五灯会元》里一千七百则禅师开悟的公案，70%以上都是在生活中、劳作中开悟的。 　　比如香严禅师，他在挖地，地上有很多瓦片，他拾起瓦片扔出去敲到一棵竹子上，听到很清脆的声音就见性开悟了，“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是他悟道的偈子，这是在劳作之中开悟的。还有做典座的，给寺院大众去买点蔬菜，经过一个卖肉的铺子，顾客跟卖肉的人说：“给我三斤上好的精肉。”屠夫把刀往案板上一剁说：“哪一块肉不是精的？”这个禅师在旁边经过，听到这句话就豁然大悟了。还有的是听到歌楼上歌女唱歌，也豁然悟道的…… 　　首先在知见上、思维方式上提升了，然后绵密用功，只要不散乱，一直保持在这种境界中，偶然一个触发因素，就进去了、开悟了——门开了，你就进来了。如果你将心待悟，天天坐在禅堂里打坐，反而障碍住自己了。六祖大师说，禅不在坐，“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他特别强调在生活中修行，在劳作中修行，在现实的人生中修行，这就是禅的智慧。 　　当然，跟儒家是很贴近的，儒学是人生实践之学，不是说很高妙的理论，而是怎样能够让社会更美好，怎样让每个人都能够生活得更快乐，各人的人生境界怎么提升，这些是相通的。 　　注重于此生此世，注重于此时此地，注重于现实的人生，而不是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用大脑去想一个虚妄的世界出来。禅宗的修行方法是佛法与儒家都能够兼通的，至少有这四个方面。
　　五、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集大成者
　　郭招金：关于“僧人”的话题，如果讲佛、法、僧，僧人地位是很高的。佛教传播几千年，僧人的贡献是很大的。您认为历史上哪些僧人对您最有影响？ 　　大愿法师：那就浩瀚无边了！对中国佛教的文明传播史乃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史特别有贡献的僧人，如果泛泛地说，估计就很难说了，我们可以分门别类地说。 　　首先是从翻译、译经僧的角度来说，最著名的求法僧、译经僧，一个是东晋时候的法显，这是比较早期的。比法显更早的有朱士行，他是第一个出家的汉人。朱士行出家以后，一直向西求法，走到西域，也就是现在新疆龟兹一带，求到了《放光般若经》《般若八千颂》等经典，这是很早期的。 　　比较集大成的是法显。法显去印度求法的时候，已经是60岁了，60岁的人谁还会往外跑？谁会把一副老骨头扔在异国他乡？不想动了。他很了不起，很有毅力、勇气、恒心去求法。他到了印度，又到了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法显看到一位法师的扇子，扇面蒙了中国的丝绸，知道这是故国之物。如果一个僧人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修证，国王会给他送一把扇子。法显马上决定从海路回国。从海路回国，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在海上遇到飓风，整船的商人都赶紧把重东西扔掉。法显把所有的行李都扔掉，但佛经死命保留着不扔。又起风浪了，大家觉得其中一定有人让龙王不高兴，商人们看来看去，最终肯定这和尚晦气，要把他扔掉。 　　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商人挺身而出保护他：“你们搞错了！这位是了不起的求法僧，他在，我们全船人都安全；他不在，我们全船人都死定了。”大家马上就安静下来了。然后，请法显法师向观音菩萨祈祷，果然迅速风平浪静。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在广西、广东、海南这边登陆。由于风力的原因，一直漂到山东的青州才登陆。法显登岸以后，又翻译了很多经典，而且把他的经历都写出来，就是我们看到的《佛国记》。这是求法译经的高僧。 　　郭招金：法显的《佛国记》在斯里兰卡可谓家喻户晓，他的事迹被编入我们的小学课本。他是山西人，他的家乡建有纪念他的寺院。 　　大愿法师：到了姚秦时候，出现鸠摩罗什法师。他的父亲是印度人，叫鸠摩罗炎，是印度的婆罗门种姓，年轻时出家，出家以后学习了数年，成为一个有学、有修、有证的大德。 　　那个时候的印度是一个地理范畴，不是一个国家概念，印度独立以后才形成国家概念的。原来包括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的一部分，整个大范围都叫印度，是个地域概念而已。甘地、尼赫鲁把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以后，才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 　　僧团派鸠摩罗炎北上弘法，他从印度出发越过葱岭到了中国的新疆，在一个小国家龟兹国弘法，很有影响力。龟兹国的国王很佩服他，拼命地逼迫他还俗做龟兹国的宰相，国王把他的妹妹嫁给他，由此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他母亲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龟兹国人。 　　还有一位是梁真谛，真谛三藏是从柬埔寨来到广州光孝寺翻译经典，也是一位非常殊胜的译经大德。 　　唐朝的玄奘法师、义净法师，大家都很熟悉了。还有宋朝的施护法师，他翻译的都是密部的经典，影响力不大。朝廷一直都设有译场，经过了漫长的时间都在代代地翻译经典。这是译经僧。 　　还有传法僧鉴真法师，六次东渡日本去传法。还有很多的法师从广州出发到越南传法，越南很多的禅宗宗派都是从广州过去的。 　　还有一些法师是属于艺术僧，像书法方面的怀素——“草圣”。书法也好，其他的各个方面也好，这类的艺术僧非常多，当代也有很多都是不错的。 　　有一位晓云法师，是广东南海人，长期在台湾弘法；虽然是位尼众，但是很不错。她受敦煌壁画的熏陶和影响，善于画经变图。《妙法莲华经》二十八品，每一品创作一幅国画，把释迦牟尼佛说的每一品的场景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非常不错！每一部经有很多品，每一品都以艺术为载体创作出来，我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方法。她研究古印度文化及印度艺术，还有岭南画风。她还比较重视教育，她办的华梵大学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有很多法师和学者是真正潜心做学问。我们六祖寺跟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办“第十届两岸四地佛教论坛”和“第七届佛教青年学者论坛”的时候，华梵大学来了很多的学者和法师，这个大学的开创者就是晓云法师，但是她己经圆寂了。画经变图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也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 　　还有在战乱中挺身而出、保护民众、促进和平的法师们，比如万松行秀和他的弟子耶律楚材。在元朝刚刚进入中原的时候，蒙古人希望把汉人都杀光，把所有的农田都变成草原，如果不是万松行秀和他的弟子耶律楚材去劝谏、制止窝阔台的话，估计对华夏文明是一个巨大的摧残。还有燕王（后来的明成祖）身边有一位谋士，也是僧人，他对制止滥杀无辜、促进和平、迅速止息战乱等都有很多贡献。 　　还有易学僧，专门做易学研究的；专门做各个宗派的学问，世间称为学问僧，这一类也是非常多。各个宗派的开创祖师、历代祖师不但修行境界很高，而且在学问研究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贤首宗（华严宗）的五祖宗密有《禅源诸诠集都序》，这是很融通的著作；还有《原人论》，这是贯通儒家和佛教之间理论的文章，很有深度。如果从文化人类学这些新的视角去研究，还是很值得考察的。 　　还有是侧重于做公益慈善的僧人，比如峨眉山有洪椿坪，峨眉山有很多参天古木，就来自于一位禅师，他率领弟子们漫山遍野去种松树，种了几十年。现在留下来的古木基本上都是他的功劳。修桥铺路也好，做慈善公益也好，这类僧人非常多。广东潮州有纪念一位禅师，这位禅师特别注重公益慈善。潮州人走遍天下，一定会有一个佛堂，佛堂里面一定会纪念这位祖师，他是潮州人的精神领袖。他特别热心于做公益，天灾年份去施粥、办粥场，自然灾害的时候修路、修桥等等。 
　　六、现代僧人成就的方向以及寺院的社会功能
　　六、现代僧人成就的方向以及寺院的社会功能 　　郭招金：现代僧人要成为一位很有成就的僧侣，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努力？成就有没有一个标准？像藏传佛教经过考试，考试完了授予学位。汉传的僧人就没有这种考试，只知道他担任佛教协会的什么职务，或者他是哪个寺院的住持，他对这个群体贡献很大……但是外面的人对这个群体不了解。 　　大愿法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总纲，不然说得太琐碎就不得要领了。佛法无非是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修证智慧，第二个是应用智慧。 　　修证智慧侧重于自利。我怎样能够从一个凡夫到达解脱的境界，这个很重要。怎样可以做到呢？一切都归纳为戒、定、慧三无漏学，当然这是有完整的学制。中国汉传佛教历朝历代的每一个宗派都有完整的教理学修体系，还有一个修行进步的体系。 　　首先是戒律，比如沙弥阶段或者沙弥之前的形同阶段，要学什么，学多少年，这是很清晰的。形同过了，沙弥过了，怎样去受比丘三坛大戒，怎样学习做一个比丘，怎样学《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怎样能够做到“五年学戒、十年不离依止”……这是有完整的学习内容，是否学成的标准都很清晰。然后，怎样行菩萨道，学好以后怎样禅修，这也是有修证的标准，都很清晰。其实与藏传佛教比起来不会逊色，会更丰富、更完整。 　　但是，近代经过了清朝末年、民国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解放后的十年“文革”，道统的学习传承系统都被摧毁了。落实政策以后，大家的精力都落在怎样把相上的东西立起来，造好寺院、塑好像、做好开光，办好方丈升座法会……把精力都耗在相上面，这是一个冲击的因素。 　　还有一个冲击的因素，我们虽然都知道要办学，但实际上路选错了。办学不是用传统的丛林教育方式，而是用现代高等院校这种世俗教育的方式，其实是没有办法教出来的。因为不能只在知识层面教授，而是要深入到智慧层面。佛学院跟大学一样请很多老师，法师在里面还少一些，请外面各种教授的比例还大一点，其实他们懂理论、懂知识，但是没有修证智慧。老师自己尚且没有修证，怎么给学生讲呢？所以这是一个弊端。 　　再一个，传统的丛林教育是师徒授受，一个师父带几个弟子，或者更多一点。吃、住、学、修都在一起，身教胜于言教。老师怎么行持、遇到问题怎么处理、思维方式是什么，学生在旁边看着，心里就明白了，这比在课堂上讲更重要。高等院校是教授讲完课就走了，他在生活中跟学生是没有什么交集的；一个老师讲一门课，把时间切得很碎，所以这种是学不出来的。我们现在尝试请法师讲为主，一般很少请世间的教授、老师，除非是特别有修证的，不然一般就不请了。 　　再一个，不是说今天上午一位法师讲，下午又一位法师讲；而是一位法师讲一个月或者三个月，下一位法师再讲。学生一直跟这位法师一起，言传身教就能学会，将讲法者裹在一堆是学不出来的。要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僧人，或者由合格的僧人走向优秀的僧人，这个是内核。让每一位法师自己能够找到修行道路，而又能够成为众生的禅修导师，这个是关键。说白了，现在的中国佛教既不缺庙也不缺钱，也不缺信众，缺的是真正的禅修导师。自己真正找到修行道路，真正安心修行，一步一步顺易地上进，而又能够指导众生，帮助众生消除烦恼，这个是根本。这是从修证智慧的角度来说。 　　从应用智慧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寺院大部分都不靠谱，对游客来说是一个游览的功能，而且游览还是同质化的，反正到了庙里面，不管多少殿都去看一下。他分不清楚这一尊佛像背后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对净化人心、启迪智慧起什么作用。又是旅行社带过去的，以赚钱为目的，等而下之就是骗人家烧高香，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对于香客来说也是个单一的功能，这样其实错了。不管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准提殿、天王殿、山门、藏经楼、钟楼、鼓楼……不管什么殿，对于香客来说只有一个烧香功能，每个殿烧三支香拜一拜，插支香，跑了。 　　其实每一个殿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观音殿，你去拜观音菩萨，他把观音菩萨的整个内容向你解说。“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他最大的特色是慈悲心，对众生的关爱……”，不是单纯烧香，还可以抄经，有很多描红本摆在那里，你坐在观音菩萨面前，一笔一画地照着描红本去抄经，你的心很快静下来了，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这一整天你都充满了喜悦。 　　每一个殿堂有不同的功能，而且每个功能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很柔和的连接。整个寺院走下来，你对于佛教的发展史、中国佛教的传承史，从智慧、慈悲、品德、身心修养各个方面、领域都得到从外到内完整的洗涤和净化，这才是真正地朝礼寺院。现在太不靠谱了，把丰富多彩的内容全部变成只有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方面，世间人说“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所有的应用智慧无非是帮助大家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人家到寺院礼佛多少带着一些困惑来的，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应用智慧就是指帮人赚钱、给人温暖、助人解脱这三个层面。在物质层面是帮助他物质生活更好一些；在精神层面让他能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在灵性层面就是帮助人解脱。 　　郭招金：世间人因为有心理需求才会进入寺院，在农耕文明时期，世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无非是人际矛盾、家人平安、疾病、人畜丢失、官司等问题，许多寺庙的签诗就是根据这些问题来设计的，很有针对性。现代人的问题多些，法师每天会见信众，应该很有体会。 　　大愿法师：人无非是关心什么呢？社会要稳定、和谐，如果只是面对信众是不够的，应该面对整个社会大众。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不能够只依靠信众的捐赠或者香火，不能够只依靠功德箱的收入来维持发展。什么都不干，反正就看着功德箱。存在的土壤不应该只是信众，而是整个社会，那就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帮助创造社会价值。 　　首先要关心健康，我们一直推出健康禅，身心灵健康——身体健康无病苦，心理健康无烦恼，灵性健康得解脱。健康是第一要务，这是一切的基础；然后是家庭的和谐幸福。整个社会最小的细胞是家庭，如果家庭之中各种关系都能相处融洽，走向社会必然也容易人际和谐。还有青少年的成长，作为父母最关注的是儿女的成长。如果每一个家庭的儿女都很优秀，国家的兴旺、栋梁之材的培育就有了坚厚的基石。在这些领域，应该要发挥佛法中的应用智慧。 　　中国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传播了两千多年，有很多人由此而明心见性，但还是像天上一轮清冷的明月一样。虽然照亮了这个世间，但只是清冷的光辉，没有真正给人温暖。我所指的是没有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烦恼提供有效的方法。比如小孩子不听话，不是去烧个香就好了，不会那么简单的，一定有具体的方法。佛经之中有很多的应用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运用的。 　　我们现在做了一些尝试，其实西方人己经先行了。比较靠谱的是卡巴金的正念疗愈、正念禅法，他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几百所医院，通过禅修方法（觉知呼吸、觉知感受、保持平等心）对慢性病甚至精神疾患进行疗愈。其实就是我们的内观禅，六祖寺每个月都有。卡巴金本来是医学博士，他禅修有体验之后，用医学的工具和研究方法来客观地研究。病人通过禅修以后能够不吃药或者少吃药，药物只是作为辅助工具。慢性病、精神不稳定、抑郁症、狂躁症、自闭症、双向情感交流障碍等精神类的疾患，经过三十多年临床个案的累积能看到有显著的疗效，疗愈率很高。这一切都有临床的数据，都是数据化的，而不是凭口说。不然，谁知道情况是怎样，如果没有临床个案的累积，不知道可重复性有多高。将禅修运用到临床疗愈中，我认为这个非常不错。这是佛法的应用智慧。 　　杰克·康菲尔德、阿玛斯……他们都把西方心理学、社会学的方法跟佛教的禅修方法融合起来了，尤其是禅智慧里的禅修方法，这样就特别有价值，能够帮助到当代人。 　　如果只是基于信仰来说，佛法是难以向全球传播的，是难以真正扎根的，所以一定要能够帮助大家。不管东方、西方，不管中国、美国、欧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什么时代，人类会遇到作为“人”共同的局限性——体力、智力、烦恼、困惑；不管科技怎么进步，不管人类社会怎么进化、演化，总要面对相同的烦恼、困惑。我们一直强调禅智慧能够帮助他们，尤其是把各种各样的学科工具跟禅修融合起来。 　　如果只说中国的净土宗，人家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说西方人不相信，东南亚的南传佛教也不相信，他只承认释迦牟尼佛，不承认阿弥陀佛，这是传不过去的。只是作为宗教范畴去传，那是不靠谱的，如果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的问题，就没有障碍了。 　　有个在俄罗斯的居士搞针灸，他学会了药师法门里面的针灸法，以这个作为一种谋生的工具。他开了一个医疗诊所，用这个方法来帮人治病，效果还特别好。好像只用了八年时间，整个俄罗斯就有一两千人受益。这就很现实了，不单单是佛教信仰，不单单是虚的精神层面、灵性层面的信仰，而是跟现实的世界是打通的，从灵性世界到精神世界再到物质世界全部贯通了，这样就特别好。 　　还有一种也是用药师法门，他是用见相之法，药师法门里面叫“意象医学”。一般来说，通过把脉或者其他的理论模型来推测身体哪里有什么病，比如西医的照CT。意象医学是通过一定的训练方法，能够看到体内的五脏六腑有什么病，哪地方堵住了，然后有针对性地去针灸或者艾灸，就能解决问题。这首先有一个取相、见相，限量地看到，而不是凭一个理论模型去推演，准确度比较高。这些都是在应用智慧的层面。
　　七、对于大众来说，佛教的作用和价值在于应用智慧
　　七、对于大众来说，佛教的作用和价值在于应用智慧 　　郭招金：现在是一个很贪婪的时代，社会上那么多犯罪，比如精英阶层的犯罪，这是个社会问题。 　　大愿法师：为什么会很贪婪？ 　　郭招金：从社会的角度理解，中国贫穷的时间太长了，物质匮乏时间太长了，每个人内心都充满了恐惧。我今天有钱，明天会不会回到贫困时代呢？ 　　大愿法师：您真的认为有钱了就不会恐惧吗？ 　　郭招金：现在很多人认为有钱了、当了官，希望后代还能过很好的日子，赶快贪一笔钱留给子孙。这个时代里这种心理要怎么收回去呢？ 　　大愿法师：其实中国古人已经说过了，林则徐也反复多次说过，“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郭招金：这些话古人都说过了，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佛教在今天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大愿法师：我们不能单单地看佛教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任何一种文化不是从理论上说有多高的价值，而是这种文化生存传播的土壤在哪里，制度对于它是限制还是保护，制度设计是什么样的范围，这才是关键。我个人不太赞同现代的新儒家，像牟宗三等，到处讲《弟子规》等。我是不太赞同他们的很多观点，我个人持一个审慎的态度，我认为他们缺乏土壤。 　　在个人修养、境界提升上，儒家文明当然有过人之处，有他的智慧，这是不可以完全否定的。我们不能够抱持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来看，必然有文化的传承，但还是有局限性。作为个人修养是非常好的教化理论和实践方法，但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很多局限性的。因为儒家文化存在的社会土壤是宗法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漫漫几千年的光阴，其实都是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管怎么说，本质上社会土壤教化的是宗法社会。在那个时候有好处，好处就是行政成本大大降低，哪有现在这么多行政官员。 　　郭招金：中国过去几千年里叫做“皇权不下县”。皇权到县为耻，县以下是宗法自治。 　　大愿法师：现在宗法社会不存在了，而西方的契约社会又没有；既不是宗法社会，也不是契约社会，没有社会土壤怎么去推广儒家文化？不靠谱的。大陆很多学者喊“儒家宪政主义”，都是一些书生之见，不能够真正落地，因为缺乏社会的土壤。而且儒家礼仪的土壤基础是宗法社会时代与农耕文明相对应的，在那个时候家长是掌握着资源分配权的，他名下的田地说给大儿子多一点、二儿子少一点，只能听他的。长辈和晚辈之间是有经济基础在的，现在一味空洞地讲，我不认为有用，不认为这个能够生根。 　　有些人推广《弟子规》，讲演的时候在全国刮起一阵旋风，说怎样来孝顺长辈，以前怎样对长辈不恭敬、痛哭流涕……洗涤心灵的作用是有的，但我认为就是一阵风，过去了就没有影响力，因为没有基础啊！ 　　佛教文化照样如此。我们要考虑佛教文化的价值、影响力的发挥，不能够只从个体生命修证价值的角度来说，对于个体来说无非就是两种作用，一种是很高端的有钱又有闲，不用为生计操心，也不用被迫每天朝九晚五疲惫地去上班工作，在智力程度、知识结构各方面都足以支撑他，所以会有更高境界的追求。他或者是到艺术上，或者是到禅修的修证上，到生命解脱、生命境界的提升上，这是一种对个体的价值。 　　还有一种是对更广泛的普罗大众来说，还说不到怎么解脱、开悟，他们想都不想这个，当然有些人会念阿弥陀佛，但是他们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心里很困惑、烦恼：“我的儿子不听话怎么办”“我明天就要失业了怎么办”……有很多现实的人生困惑。这个时候跟他们说佛法的修证智慧是没有用的，他的问题跟你提供的方法是对不上号的。 　　那要怎么办？应用智慧！不在修证智慧的层面。应用智慧告诉你怎样提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的资源是无限的，局限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自己把自己障碍住、捆住、束缚住了。通过应用智慧，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这样才会想到“达则兼济天下”。 　　中国有很多大学都是由各种宗教信仰背景的人捐建的，比如，上海震旦大学是由天主教捐资建立的，最早是一个教会大学，解放以后成为很知名的复旦大学。历史上，佛教界也有这种传统，怎样引导更多有佛教信仰背景的企业家更好地回报社会，这也是在应用智慧层面来发挥佛教的作用。 　　我认为发挥佛教的作用、价值不能够从虚到虚、从空到空。我一向反对老是说空头理论，又不能够落实的。对社会大众来说，他们会觉得都是虚的，没有什么用。所以，应用智慧很重要！我们办的“禅文化大学堂”，各界的企业家是最踊跃参加的，而且他们有很真实的受用，一届比一届爆满，越来越挤破头了。不单单是帮助他们在个人修行境界上有提升，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企业管理、员工沟通等各个方面都能够更成功。他们乐于学习更多的智慧，而且更乐于去回报这个社会。在现实的层面上去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其实也是佛教文化的一个社会土壤。 　　如果不面对现实生活，不面对现实人生的问题，不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这样从虚到虚，我不认为有很大价值；就算有价值也只是对小众群体的价值，不是对所有人的价值。这可能是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 　　还有一个就是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其实很重要。从价值的层面来看，我相信中央深改组在制度设计上会有更大的突破。
　　八、有关读书修行、寺院管理等若干问题
　　八、有关读书修行、寺院管理等若干问题 　　郭招金：您的知识面很广，您读书的范围应该包括佛教的、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经济学等方面的图书。从读书这方面来讲，您大概有多少时间在修行？读佛教方面的图书和佛教以外的图书大概占多少比例？ 　　大愿法师：应该是在实践中读，不单单是在书本中读，我之所以能够各个领域都懂一点点皮毛，是因为有非常多的老师，每一天少则接待几十、上百位信众，多则可能会有上千位信众，每个人都带着各个领域、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烦恼来咨询，那当然最受益的是我。我给他们提供的是佛法中共通的原则，由此他们看到了另外一条思路，就会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感觉，他们会觉得很受用，这是对每一个个体信众来说。对于我来说受益就更大了，我看到现实社会活生生的一些个案和困惑。在社会发展之中，在社会的转型期，大家在事业上、婚姻家庭上、儿女成长上、人际关系上乃至于身心健康上，各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瓶颈，怎样透过佛法的应用智慧豁然开朗，这应该是我主要的读书途径，我很少有看书本的时间。 　　郭招金：但是您引用了很多书本的知识啊！ 　　大愿法师：可能在某一个时期集中了某一类的问题之后，我会有选择性地请人推荐或者自己找几本书看一遍。因为前面有很多活生生的个案，所以比较容易看得进去，大约过一遍就好了。我从来没有要死记硬背很多东西的兴趣。 　　我们之前交流过一个方法——佛教的睡光明法，我是很有受用的。比方说，大家讲到经济学领域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非常剧烈，大家有很多的困惑。我在跟大家交谈之中就能看到所关注的焦点，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摆一两本书在床头柜上，就容易贯通进去，这就节省时间了。既睡了觉又把内容贯通了，这就挺好了！可能这种方式是最多的。 　　我的时间在接待信众上占了大头，而且说白了，我把接待信众当作进课堂接受老师上课来看待、来交流。 　　还有一个是寺院管理，我们有将近四十座寺院，牵扯了我比较多的时间。我也探索了一下，寺院管理在信息文明时代该怎样作相应的变革。太虚法师的时代，他提倡“三大革命”——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其实他的理想是没有实现的。在目前一个昌平盛世，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怎样作出一些相应的变革，让整个寺院和佛教系运转得更有效率，利益更多的人。我的时间耗费在“变革”领域的研讨比较多一点，日常的管理我就不管了。 　　还有个人的修持、禅修，每一年都有多次的传法活动。现在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人才的更替。任何时代，尤其是当代，无论是佛法的兴盛，还是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一定不能依靠个人智商，而是要提升组织智商，这个团体才能高效率，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更需要提高组织智商。打个比方，一个人的智慧是1，有2个人，是不是组织智慧就是1+1=2呢？不是！往往是1+1<1，因为两个人的观点不同，又是一个组织，开会一吵起来，连一个人自己独立干的效果都达不到。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其实描述的是组织智商。当没有找到很好的顶层设计的时候会不断地滑坡，所以组织智商建设很重要。理想的状态是1+1>1，无限趋近于2，等于2的可能性很小。 　　我看到很多团体，包括一部分的佛教组织在内，组织智商是很低下的，在制度设计的层面就有问题了。这中间我们要汲取一些禅和管理学融合的智慧资源才足以做好。而且很明显地看到，佛教发展最大的瓶颈、最大的矛盾就是佛教本身太弱，而社会对于佛教信仰的需求太强大，越来越旺盛，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乱象或者跟佛教相关的社会乱象。 　　从本身来说，如果只在相上去呈现，还是太弱了。无论从教理也好，从禅学的修炼境界也好，还是对整个全局的驾驭和管理能力也好，整体上太弱，而且没有真正把握社会民众的最大公约数的、最本质的、最基础的需求。 　　我们举一个宗教师的例子，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他发表了一个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希望黑人和白人能够平等。美国联邦情报局爆出他很多负面新闻，有没有撼动他？说他有婚外恋又嫖娼，最终并没有破坏到马丁·路德·金的形象。因为马丁?路德?金所提出的是整个美国撕裂社会的根本矛盾，白人和黑人不平等。当他提出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时候，个人的道德、品质等其他方面的瑕疵，作为开放的大众是不会过分地追究的。 　　对佛教界出现的一些问题，网民不会从佛教角度看一个人，如果没有完整证据链的时候，先给他作无罪推定。网民一开始一定是抱持一种看热闹的心，作有罪推定开始的，不管你说什么，他先信着，反正看热闹不关他的事，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等而下之的，景区跟佛教寺院的争利就像放羊一样，一个寺院建起来后在外面把它圈起来，圈起来就可以收门票了，这不是一个变相的动物园吗？圈一个庙在里面来卖景区票，太不靠谱了！本质上是佛教弱，被上市也好，这个那个也好，都是这个原因。 　　更加等而下之的乱象，比如广州的番禺、东莞有很多小庙，糟糕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信众需求旺，盲目烧香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村就可以把村里的小庙修起来，承包给外面游来荡去的、不管真假的和尚。番禺有个小庙，2013年春节之前给一个和尚承包了，一年交给村委会300万，村委会的村干部分一点，给村里老人做一点福利等等。据说那个人还有很多余额，第二年就变成交500万，多不靠谱啊！而且500万一年承包还挤得头破血流，这是一种悲哀，不是佛教的荣耀。 　　社会大众对佛教文化、佛教信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出现这种末流、乱象是一个悲哀，不是一件好事。其实，我不认为地方政府和寺院会像天敌一样存在矛盾。我认为赚钱是指标，不能成为目标。这种文化、禅修方法是一种稀缺资源，社会大众越来越需求。从经济这个侧面来看，表示这种文化的社会需求度有多高。但是目标不能够定在这个层面上，应该是怎样让佛教文明薪火相传，能够实现一种文明传承，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之中，怎样正确地引导社会大众。一开始，可能不是真正的信仰，把佛当作操控一切的神灵，有某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能够主宰人的祸福。“我烧香了，说不定下个月就赚多少钱；我不烧香，说不定下个月就倒霉了”，在目前这种阶段，民众可能是有一种恐惧的。 　　我们的禅文化大学堂，我跟企业家打交道很多，我发现所有的产品就卖两样东西：一个是满足欲望，另一个是消除恐惧。无非是卖这两样东西，不管什么产品，你能够满足某一种欲望，或者消除某一种恐惧，减少某一种痛苦，这个产品就一定能够大卖，如此而已。我们引导大众透过烧香、礼佛的渠道，引导他们提升生命境界，他们由此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一定会一辈子感激的，而且会把自己活生生的受用传递下去。日本的企业家基本上都受佛教文化的熏陶，稻盛和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比他更早的优秀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等，其实这些企业家都是得到了佛教文化尤其是禅智慧的滋养、滋润的。 　　扩大来说，不单单是对企业家有受用，对于普罗大众，只要他迈入寺院的门槛，如果我们能给他提供一种文化产品，提供一种启迪智慧的产品，当然他会越来越有信心。招致网民一边倒的吐槽比例就大大下降了。作为地方政府来说，地方政府的心态一定是促进地方发展的，当佛教界足够强大，比社会力量做得更好的时候，地方政府是选择旅游社还是寺院呢？或者选择跟寺院相关的某些居士企业家来做呢？这是很明摆的事情。 　　我不认为地方政府跟寺院是天敌，也不认为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一切问题并不是无解的问题。其实本质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要规范制度，地方政府三十年经济改革以后会有三十年的社会改革。社会越来越开放，民众越来越保护自己的个人权利，越来越觉醒，越来越敢于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时候当然会形成对于“公权力”的制约，不会让他肆无忌惮。有这样一种良性互动的时候，王岐山副主席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可持续，不然照样免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规律。 　　另一个层面是我们佛教界本身要有人才。佛教界关注的重心不能够是发展经济、建好寺院，寺院建得再金碧辉煌又怎么样呢？当寺院建得越来越金碧辉煌、越来越成为面向社会的吸金器，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都吸纳过来的时候，当强大到政府不可驾驭的时候，政府不灭掉你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现有的资源、经济基础足以让佛教界培养人才，所以重心不应该在不断地扩建寺院、无限地扩张的层面，而应该是在培养高端僧才的层面。有了这个，对佛教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才有帮助，这是一个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有了优秀人才，对社会的影响力、正向的引导、正能量的发挥，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举个例子，第六世贡唐仓佛爷。青海和甘肃的草场地界是不明晰的，草原上有很多模糊的地带。两个省的牧民打起来了，涉及数万人，两个省专门派出工作组都搞不定。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到拉卜楞寺去礼请贡唐仓佛爷。贡唐仓佛爷一到，呼啦啦几十万人全部跪下来，轻描淡写几句话就解决问题了。真正有一位大德住世，他的影响力不是靠权力，他哪有一分钱权力！只是他的影响力、道德感召力而己。这对社会稳定和谐、化解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何乐而不为呢？地方政府求他还来不及，还会灭掉他吗？不会的。 　　郭招金：您现在有几十所寺院，现代寺院的管理跟清朝、明朝时期肯定是不一样的，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变了，您现在有没有形成一套比较清晰的寺院管理思路？ 　　大愿法师：其实是几个方法。最内核的东西是不变的，就是传统，从“马祖造丛林，百丈立清规”时候开始形成的禅宗戒律和清规，这个内核的精华部分是不变的，本质上就是四个字——僧事僧断。僧团事务通过僧团内部羯摩，羯摩就是社会上讲的民主，大家表决投票。佛家叫算筹，一个人一票（一个人一筹），它是一根竹片。你有什么意见，反正你去投，很有味道的。可以说佛教戒律、僧团管理是人类最早的民主制度，这个最内核的东西是不变的，而且居士是不参与其中的，更不要说政府管理部门，这是僧团内部事务——僧事僧断，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僧团不断地自我进化。丛林的传统制度，在方丈之下形成四大班首、八大执事的管理班子。在南怀瑾写的《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里面讲得很明白了。 　　对于外围，我们结合社会组织的现代管理学方法，用各个“办”的方式跟社会连接。人家到寺院不单单是礼佛，可能有很多需求。在佛教跟社会接触的层面上，教育办是管僧伽教育、居士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办印经书，做音像，通过手机终端APP等传播佛教文化；建管办管寺院建设……大约这样的机构。前面是把条条块块融合起来，每个寺院有个块，这个块里面就是四大班首、八大执事的传统方式；整体合起来又有一些条条，佛教文化事务由一个办来管理，教育事务由一个办来管理，基建由一个办来管理，人事等各个方面由一个办来管理，大约有十个这样的架构，这就跟现代管理学有关系。 　　第三个是更外围的，我们前面提到佛教要发展，最终要呈现一个佛教文化园区。与其让政府来招商，找一大堆企业家把寺院圈起来，还不如自己做，不如主动出击跟政府协商，这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是佛教发展的项目，在土地方面地方政府是很欢喜支持的。我们所有的寺院跟所在的地方政府关系都非常融洽，没有任何的尖锐对立。真正达到管理的高端，最终实现的就是和谐。僧团内部要和谐，僧团跟居士要和谐，僧团跟社会大众要和谐，僧团跟政府要和谐。 　　我们自己把寺院建好了，只管着这一亩三分地，外围就不管了。地方政府如果在外围圈几十平方公里把你围在一个景区里，拼命去招商。商人唯利是图，你就天天跟人家吵架、打架……其他寺院都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从来不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成为一个景区的时候，就跟地方政府先谈好。有一些地方政府的书记、市长主动跑过来请求我们，我们安排专门的部门跟他们谈。这样弄了以后，佛教不干预，僧团不干预，我们必须主动联系有佛教信仰背景的居士来做——那就跟我们有一点关系了，这就没有矛盾了。外围景区真正的核心管理层都是我们的居士，都必须接受了皈依成为居士，这样才会比较齐心，足以消除矛盾。 　　总而言之，有矛盾，从外面去找原因、到处哭诉是没有用的，只能更加证明你很弱，只能够更加说明智慧不够。 　　我们举个例子，你看庐山某某寺，净土宗祖庭，全球影响力这么大，为了建个围墙跟老百姓打得不可开交、头破血流，多可悲、多悲哀的一件事情！寺院原来把农民的地租了几十年，后来发展起来了，决定把围墙推到外面去，老百姓就不干了。很多僧人拉着一大堆的居士、老太太到外面围墙边打坐，因为一靠近围墙农民就会把他们推倒，出家人是不能跟别人打架的。农民就拿着粪桶把大便从他们头上淋下去，很多居士当然就忍不住了——出家人能忍，居士就和他们打了起来，打得头破血流。 　　佛教核心是不能变的，修证是不能变的，而且要越来越加强、提升，但是外围的管理方法一定要跟社会相适应。你不能一味迁就他，别人一提要求你就满足，胃口会越喂越大的，一定要有一些管理方法。整个国家都倡导做好社会治理，所谓的“治理”就不同于“管理”，“管理”是从上到下的控制，“治理”是平等的协商对话。两个都是主体，这样子就对了。 　　至少有这几个层圈，从内到中间再到外围。既避免了佛教的商业化，避免了佛教的世俗化，又能够保障佛教健康有序地发展，还能够让出家人越来越安心修行、用功办道。 　　郭招金：中国社会己经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佛教在古代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在当今面临许多挑战。比如在原始僧伽中，比丘是不事生产的，我国汉地僧人有从事农耕的习惯，提倡农禅生活。百丈怀海的禅风是一面事佛，一面劳作，主张僧人“一日不作”便“一日不得食”。现在中国已经从农耕文明时代进入工商社会，时代不同了，寺院管理方式应该不同以往。但今天佛教面临另一种情况，即面临商品经济的冲击，寺院如何避免过度商业化？ 　　大愿法师：我一向反对佛教界在庙里面卖高香、推销各种产品，不能这样干，允不允许？允许！但是不能够以这个作为主体，主体是培养大德。 　　讲个十世班禅的例子。十世班禅曾经到每个省去巡视，为了促进藏民跟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四川的藏区、青海的藏区、西藏后藏的藏区，每个藏区都巡视。他每走完一个县，县委书记都会往上面打报告说，班禅大师来我们这里一次经济就要倒退十年，请求中央政府一定要拨款来救济我们。因为全民族信教，班禅大师到一个地方，每天只睡4个小时，还有1个小时吃饭之类的，其他19个小时都是见藏民。一直摸顶，手都肿起来了，后来给他做个东西托着手。藏民把房子变卖掉，牦牛、帐篷、摩托车……全部卖掉，有些是拿现金，有些是换成黄金，用哈达裹着几万块、十几万块、金项链、金戒指、金条……什么东西都有，远远地扔过去。大灌顶啊！多少万人涌过去。特别了不起的是不会有人趁火打劫，绝对不会有扔到他这里就偷偷抓起来。人家扔到他头上，他捡起来把哈达裹紧一点继续往前扔，远远的几千米，最终都会扔到班禅大师的法座前面。人民币、金银首饰，每一天都是一座小山。很多县委书记等班禅大师一走，马上开始逐级打报告，中央政府一定要拨款几千万下去扶贫，不然怎么办呢？你有没有看到班禅大师的寺院会缺钱呢？ 　　物质层面再多都是低端的，不要在物质的层面，应该在人的层面，培养人才。人才出来了，他的影响力、教化能力足以吸引到很多资源。真正的财富是被吸引来的，不是想方设法卖产品，搞这个那个，挖空心思把人家口袋的钞票掏出来，从来没有这样干的。说白了，能够给你掏出来的也是小钱，不能这样子干的。所以，不是在物质的层面，而是在人的层面，更进一步是在心的层面，能够真正提升人的心性和思维方式，让他真正内在生命成长，这就对了。我不太赞成佛教过度地商业化，这个不靠谱的，一定会把佛教引向邪路。 　　郭招金：道理是对的，但大德可能很难产生。对很多寺院来讲，我说透一点，比如少林寺，就只能吸引门票。 　　大愿法师：有的寺院拥有巨大的资源，采用一些方法组织收入，我知道他缺乏内核搞不起来。建都市禅堂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的也做不下去，曾经搞得很大，有专门的工作班子，什么因素搞不下去？没有禅修导师。佛教要干什么？佛教什么都不用干，不用自己搭平台，不用自己办公司，不用自己搞禅堂，什么都不用，也不用自己去招学生，不用自己干什么，不用招人，不用搞管理，不用搞场地，你只要干什么？只要提供最内核的东西，人家搞不了的是什么？禅修导师，只要培训好禅修导师，但是你自己都不会，怎么培训禅修导师？对寺院来说，你只要做一个核心内容提供商，你这个堂都是壳，是个空壳没有灵魂，是活不下去的。很简单，有了这个最内核的东西，马上就活灵活现，生龙活虎，这个才是关键的。爆出的新闻说，某个地方的禅堂办不下去，商人只好卖大米，每一碗所谓的禅米，一碗米饭卖八十块，他还是亏本呢！我相信他亏本，为什么呢，巨大的场地，养那么一大帮人，卖一碗米饭，别说卖八十块，卖两百块钱一碗你都活不下去，很简单。 　　这个就是两败俱伤。当你非常弱就不要干那么大的事情；你要干那么大的事情就要好好地提供核心内容。核心内容就是禅修导师。现在尤其是大城市里要禅修，简直是挤破头。你没有内容，只是个空壳，怎么可能运作下去、活得下去呢？这个就是悲哀。 　　3岁儿童本来没有罪，但是怀璧其罪。3岁的小孩子怀里放了一个价值连城的玉璧，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人家不伤害他就奇怪了。你这么小拿一个价值连城的玉璧干嘛？你不拿，好好的谁会伤害你？关键在这里。我认为佛教界不说是3岁儿童也大不了多少，我们就不要怀璧了，自己好好长大一点，这不挺好吗？ 　　郭招金：说到底还是人才问题。 　　大愿法师：还不是普通人才的问题。再高明的大学教授也培养不出这种人才，必须要僧团来培养，而且是有学、有修、有证的僧团才能培养出来，这才是关键。不是社会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太大了，各种各样的资源也很多，都不用我们操心，自己会涌过来，只要你肯收就行了。但是我们要量力而行，送给我，我敢不敢要。我力量如果不够宁愿不要。头脑要足够清醒。 　　郭招金：您认为现在的中国称职的禅修导师有多少？一两百个有吗？为什么西安请不到合格的禅修导师呢？ 　　大愿法师：那多了，不止啦！汉传佛教如此强大，如此大的僧人基数，怎么可能只有一两百个呢？请不到禅修导师是机制问题、制度设计问题。 　　郭招金：我个人认为中国合格的禅修导师没有那么多，禅修导师的公众影响力不够。比如说您去开一个禅修导师班的话，一定很多人去，我也会去；如果其他人开的话，我就不一定了。您在老百姓心中有声望啊！ 　　大愿法师：如果是说有公众影响力的，十个都没有。不单单是有内才能够做禅修导师，而且还已经走出来了，真正有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说他的影响力已经溢出佛教界到了整个社会层面，这样的禅修导师屈指可数。但我说合格的禅修导师不止两百个。很多人认为自己的修行境界不够高，为什么要跑到社会上去呢？图什么呢？又不缺钱，我要图钱来出家干什么呢？所以，当没有一种时势因缘推动，菩提心又不够强大的时候，禅修导师是不会主动出来的。要出来，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菩提心越来越强大，还有一种是整个时势和制度设计足以把他推出来，他也会半被迫地走到前面来做禅修导师。以我对整个教界的了解，中国合格的禅修导师不止两百个。 　　但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劣币驱逐良币”。很多教会选人是选能够听话，不管他在教界、在居士群体里有没有大的影响力或者学识够不够，只看这个人好像还听话，也会走动，就把他拉进来。其实这种往往是修行上不太注重的人，这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当然驱逐还谈不上，很多真正的修行人会在传统的大丛林里、禅堂里不出来。 　　郭招金：还有一个关于佛教的对外传播问题。六祖寺现在传播的方向主要是亚洲还是欧美比较多？ 　　大愿法师：东南亚和欧洲。过往我们所做的是韩国和东南亚，现在开始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应他们反复邀请去的。我们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连接亚、欧、非，亚、欧、非三洲连在一起就是个大板块。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本质上最终通过中亚、西亚到达欧洲，欧洲是终点站；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的南端到东南亚，再到斯里兰卡，最终会到非洲。会把亚、欧、非三洲圈起来刚好形成一个圆环。在这过程之中，我们要看到全球文明的本质就是宗教文明。西方世界无论是传统的欧洲，还是现在的北美，本质上都是基督宗教文明。包括了传统的天主教、基督新教、英国的圣公会、俄罗斯的东正教，本质上就是基督宗教，这是文明的最内核。西亚、中亚，包括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本质上是伊斯兰文明。其他的宗教都没有真正地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不认为佛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宗教或全球信仰，虽然在欧美有，但是力量都很弱；佛教只是半个亚洲的信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斯里兰卡，如此而己。所以，要把这个形势看清楚 　　我们真正要做的话，不要跟当地固有的宗教信仰相冲突。如果我们去传中国的北传佛教，还是容易有冲突的。我们要从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开始，从这个角度来契入就对了。在传统的东南亚佛教国家，我们明显地看到有些需求。东南亚有三个国家是伊斯兰教，菲律宾是天主教，有五个国家是佛教，新加坡各种宗教都有一点。中南半岛五国怎样跟佛教融汇、交流、融合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佛教国际公益。 　　我们做了一些尝试，还挺好的。我们只做两件事，一个就是僧衣节供养僧衣。他们僧人很多，每一年有个僧衣节，在僧衣节我们会给每个出家人供养一套僧衣。这个就很浩大、很有影响力了，跟教团、教界的关系就很密切了。 　　另一个是到每个国家很贫困的省份做一些公益。其实他们有很多闲散的资源是没有被有效地整合。人老了就变成儿女的负担和累赘，也没有劳力去赚钱，妇女也没什么活儿干。我们先去调查，哪些是最贫困的家庭，然后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家庭里面编些手织工艺品。手编的，在家里就可以干，然后装上一些当地的特产，或者雕刻工艺品等等。再帮助他们将这些手工艺品在当地各个城市流通，由此他们能够活得更开心、更有尊严。老人们很开心，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不是家里的累赘。做公益慈善的义工们也很开心，觉得每一天做的事情都很有意义。从公益的层面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我们在老挝己经开展了，老挝也是共产党，党和政府的高官大部分从老挝的西北省份出来，那些省相对很穷困，他们副总理希望我们给当地送5万顶蚊帐。一顶蚊帐，用几根绳子在树之间扯起来，不像我们用竹棍子去穿，只是用几根绳子，很便宜，但是他们连这个都没有。 　　我们在老挝送蚊帐，在柬埔寨送农村灌溉农田的小水泵等等，这样就非常好了。我们去，绝对不是跟人家抢资源，而是帮助当地的佛教界，让他更有公众的影响力、正向的能量。不然，我们不做，基督教也渗透进去做了。很多人可能原来信佛教，因为很贫困，所以在信仰的层面是谈不上的，只是随大流学佛教。基督教进村了，又送米又送油……村民全部变成信基督教了。僧团只会天天坐在寺院里，这哪靠谱呢！ 　　我们主动去帮助当地的佛教界，社会公众形象就建立起来了。再一个是踏踏实实地帮助民众，尤其是帮助那些最底层的民众，这样就特别有群众基础。 　　在緬甸也是，緬甸还是军政府时代，少数民族问题也很尖锐。在西北部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克钦族，每年到雨季经常发生山体滑坡，经常被洪水围困，他们那边提出来，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在东南亚主要是做这些。 　　做好民众的工作会更好。我们过往在公共外交方面做得比较浅，虽然有很多援助，但援助无法到达基层的每一个民众手中，尤其是无法到达贫困的基层民众手中。他们是得不到真正利益的，可能只是某个阶层、某个群体的受益很大。
　　九、寺院结合中国文化、禅文化走出国门去交流
　　九、寺院结合中国文化、禅文化走出国门去交流 　　郭招金：“中国文化”是个很空的概念，现在一般认为汉族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中国的歌舞、京剧、书法、绘画，还有孔子学院、儒学、佛教文化，这是比较内核的。一个国家经济强大以后，她的文化会受到尊重。中国文化、禅文化走出去也会受到关注。当然这是整个国家在做的事情。我们寺院将来的设想是什么？或者说己经在做的有哪些？ 　　大愿法师：我们已经开始做几方面的工作了。比方说，跟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合办了一个国际留学生汉语班，有三十多个学生，来自八个国家。他们先学汉语，再学汉传佛教，这是传播汉传佛教及禅修方法的一个火种，足以在所在国扎下根来。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可以跟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派遣他们到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很乐意。他们相对来说都很年轻，有相当一部分己经是所在国的佛教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经在所在国取得博士学位。很多都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佛教的热爱，乐意来学，这样就非常不错了。 　　第二个，中国文化走出去，佛教能够发挥的作用，或者禅文化能够发挥的作用，应该有这几个层面： 　　第一个是在交流的层面，任何事情都是从交流和对话开始的，因为交流而更加璀燦，更加互相借鉴、互相提升。我们这次去欧洲，在欧洲议会里跟新华社欧洲总分社的社长王朝文有一个很深入的交流。欧洲议会有751名议员，有46位是很亲华的。亲华的议员组成了一个欧中友好小组，他们的主席叫德瓦，是斯里兰卡裔英国国籍，被选到欧洲议会里做议员。还有一个叫沃德，他们俩牵头做了个欢迎晚宴，各方面都交流得非常好。 　　我跟王朝文社长谈到中国文化怎么走出去的问题，我们总结为一句话“用当地语言说中国故事”，这样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举个例子，禅文化和禅宗作为一种宗教，如果要对西方民众传播是不会听的——门可罗雀。很多人跑去搞什么中国戏剧、京剧，没人听；就算有也是几个华侨。 　　我们在汉堡大学孔子学院交流，院长康易清是德国优秀的学者，担任汉堡大学孔子学院的德方院长己经十多年了，是个“中国通”。他说能不能讲中国禅宗发展史，我说不讲——讲这个谁听啊！拉几个学者或者华侨来听，没意思！我们要的是德国民众乐意来听。他问讲什么，我说讲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童话小说《莫莫》。德国有个作家叫米夏埃尔·恩德，创作了很多童话小说，比如《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莫莫》。 　　《莫莫》是描述一个小女孩帮助人类从时间盗贼灰先生那里把被盗走的时间抢回来的故事。我们为什么会选童话作为契入口呢？童话是任何一个民族的集体童年记忆，一个优秀的童话作品会影响几代人的童年。果然，在汉堡孔子学院讲的时候，楼上楼下全部挤满了人，那个场地大约只能够容纳80人，结果来了两百多人，全部爆满了。然后搞了个关于《莫莫》的对话，就是讲《莫莫》中的禅意。来了很多老人，将近一半都是老头、老太太。他们对童话也感兴趣就很奇怪，我就知道德国的社会老龄化很严重。大家笑声不断，觉得特别好。一定要用人家能够听得懂的话来讲，用他们最熟悉的文学作品或者其他方式。如果讲中国的《金刚经》谁来听？他们不知道你说什么，跟他们又不相干，但从他们最熟悉的童话小说讲，他们是最喜欢的。 　　我举了个例子，《莫莫》里面时间老人给小女孩莫莫出了个谜语，叫做“老大不在家，正往家里赶；老二不在家，刚刚出门去；只有老三在家里”，这个谜语描述的就是时间。 　　“老大不在家，正往家里赶”，“老大”就是未来，我们当下的现在不断变为过去，未来越来越近。“老二不在家，刚刚出门去”就是指过去，当下这一刹那迅速就成为过去了。只有“老三”在家里就是指当下、现在。整个合起来描述的就是时间，由此就联系到《金刚经》上所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要被过去的我所绊倒，不要用过去成功的经验来看待现在的事物，不然一定会碰壁的，一定会变成刻舟求剑；不要被现在的我所累倒，对现在的事情也不要那么执着，我们往往把当下的事情看成大得不得了，其实过去以后就是芝麻小事、鸡毛蒜皮；不要被未来的我所吓倒。一个人能够不被绊倒、累倒、吓倒，就能够不后悔、不担忧、不恐惧，坦然地活在当下。 　　由《莫莫》这样的童话展开来演绎和讨论，整体上就非常好了。我们在其他国家都是用讲说当地人熟知的童话小说的方式来跟他们交流。比方说，法国特别好的童话就是《小王子》。我们从童话的角度来讲，往往童话里的禅意是特别浓、特别相通的，人类集体的童年是特别容易展现最本质的东西。我们跟王朝文社长归结到一点：用他们所在国的语言来说中国故事，说中国的禅文化。他们觉得眼前一亮——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方式来读童话小说。 　　先从交流对话开始，而且不要自说自话，不要只顾说中国人怎样、中国的戏剧、京剧怎样。戏剧关他什么事？他都不了解京剧是什么。还有做书画展，书画是线条流动的艺术，他们看不懂的，文化的差异性太大了。用他们本国的文化，我们把禅意点出来，这是挺好的。 　　第二，欧洲真正最需要的是禅修和禅修导师，我们这次应他们的邀请，在西班牙、巴黎、荷兰、汉堡、慕尼黑、布鲁塞尔，用他们现成的禅修中心去指导禅修，现场非常踊跃。他们对祈福法会是不感兴趣的，但华侨最感兴趣，佛光山的大山就适合做法会，把华侨拢住了。本土人是不感兴趣的，我们用禅修就特别好。 　　我们把国际部的五个年轻人都安排到几个欧洲大学，在比利时比较好的是根特大学，法国巴黎的索邦大学、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和汉堡大学都是特别好的大学，德国人治学水准还是挺高、挺认真的。语言学会了，几个主要语种的人才都具备了，进一步提升一下就不会有很大的障碍。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载体，中国文化走出去，如果一味地讲空的、虚的是不靠谱的。作文明对话是精神层面的产品，指导禅修不可能变成所有人的需求。物质生活是需要的，物质产品是需要的。物质产品是形，文化是魂；物质产品是载体，真正的内核还是文化。 　　苹果手机是美国文化的载体，丰田汽车是日本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也有四大发明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但是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在物质层面应该是激发所有企业家和产品研发者的智慧活力，由此研发出真正广受欢迎、改变人类生活方式、联系沟通方式的中国产品。经济、文化都在其中了，这样就两全其美了，不然“一带一路”还是比较空洞一点，当然是要假以时日的。 　　我发现天主教很包容，天主教从梵二会议以后，他们就主动邀请佛教学者去对话，进行了很多次，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我们也明显看到天主教信仰在欧洲的衰落，传统上天主教的中心是整个欧洲，历史上教皇的权力比国王的权力大多了，甚至可以罢黜国王。但是现在很衰落，不是很著名的教堂就没有人来参观，不像巴黎圣母院那样。很多教堂是没有信众了，做弥撒的人很少，游客也没有。有一些教堂就开酒吧，有一些教堂自己做巧克力、面包，味道还做得挺好、挺有特色的。可见还是衰落了，我就警觉，如果佛教不努力，很有可能也会变成这样子。 　　从物质的层面要有一些产品，从精神的层面要有一些对话，从灵性的层面要能够指导禅修，培养大量没有语言障碍的禅修导师。从禅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走出去至少要做这几个层面的事情，才是真正地落到实处，真正接地气，真正能够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交流。 　　他们挺重视欧洲议会，提议跟中国的全国政协有一个经社理事会，欧盟也有一个经社委员会。欧盟经社委员会跟中国全国政协的经社理事会有定期的圆桌会议交流机制，欧洲议会里的欧中友好小组跟中国全国人大的中欧友好小组有定期交流的机制，他们都挺乐意为推动佛教文化的交流做一些事情。他们有个初步的倡议就是做中国欧盟佛教文化旅游节，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如果在一个天主教传统的国家一味说佛教文化，怎么说啊！但是说旅游就比较靠谱了。欧洲人对来中国旅行是很有兴趣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乐意到中国的寺院参加禅修。刚好我们有三四十座寺院，以我们为基础再延展开来，这就很有价值了。9月份刘延东副总理会去参加欧盟的经社委员会圆桌会议，可能会进一步地深化。 　　中国人也挺喜欢去欧洲旅行，但跑多了就不是以旅游为主了，而是以疯狂地扫货购物为主了，这太不靠谱了。可见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条件还是好的，也有很高的消费能力，但其实还是很空虚。扫了一大堆又怎么样呢？去的时候是一个箱子，回来的时候就变成四个箱子，很不靠谱。除了购物和文化体验之外，他们也挺乐意有个禅修线路，刚好欧洲有那么多现成的禅修中心，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串起来。对普罗大众来说，用旅游来契入是最好的方式。身体在物质世界游览和体验，精神在内心世界禅修和体验，这样就特别相得益彰了。

【伍 佛教的法脉】

　　一、大愿之愿，兴盛佛法
　　【伍 佛教的法脉】 　　一、大愿之愿，兴盛佛法 　　郭招金：法师成长过程中，一定遇到许多恩重如山的大德。对您影响最大的恩师是谁？ 　　大愿法师：恩师很多。比如我的剃度恩师天柱老和尚，虽然他非常低调，但是一直都和光同尘，内证的功夫非常了不起。他老人家在圆寂的前几年就有很多预言式的说法，可能当时不是很重视，但时间久远就发现越来越挖掘不尽。 　　他特别强调要多闭关，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佛法表相看起来很兴盛，但整体上都比较浮躁，所以特意强调要多闭关。还有要多做公益慈善，老和尚有一个观点，不管自内证功德有多么深厚，一般社会大众是不知道的，关键是对佛法的领悟要能够起用，起用就是在公益慈善方面体现对社会的作用。因此，我们根据老和尚的遗愿建了闭关中心，并以老和尚的名义做天柱基金会、促进会等等，都是做慈善方面的工作。这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在禅宗方面，我的剃度恩师是曹洞宗的圣一法师他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无我利他，修行证悟者平时都非常谦逊。比方说，他在中国佛教刚开始恢复的几年里，会经常来中国大陆帮助传戒、举办禅七等等。他每到一处，不单单有法布施，而且也有财布施，还非常谦逊。哪个寺院要办禅堂，哪个寺院要办僧伽培训班，他总是问可不可以做功德，不会有居高临下或者我慢、我执的说法——做了功德好像有多么了不起，不像一般的世间人。他对于心性的直指是超越意识思维的境界的。 　　郭招金：您的法名“大愿”是谁给您起的？ 　　大愿法师：剃度师父天柱老和尚。 　　郭招金：跟您的一生好像很吻合，法名也是一种暗示。 　　大愿法师：对！老和尚观察因缘，本来从禅宗法脉的辈分应该是“界慧”，但老和尚特意取字号为“大愿”，意思就是在目前这个时代一定要能够用无我来践行大的愿力，让佛法兴盛。 　　郭招金：看了您的号就知道您的来历！以法师的聪明和悟性以及您对事业的专注，您在世俗的哪个行业都可以做出一番成绩。我们都生在今天伟大的时代，您为何选择出家？ 　　大愿法师：我的家乡湖南省沅江市东南湖芦苇场，那是洞庭湖上的一个沙洲。1971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中学物理老师，母亲务农。母亲信佛，我小时候经常和母亲一起去拜佛，因此喜欢佛教。我在上中学时就偏文科，当时就产生去学佛的想法，想去我们湖南的南岳出家，但家里人强烈反对，认为你现在去学佛，会被认为是因为考不上大学，在躲避高考，那我说好吧，我先去参加高考，后来就考上了湖南财经学院（后并入湖南大学）。大学一年级时，有一天我到湖南麓山寺礼佛，在礼拜千手千眼观音塑像，一瞬间产生一种很强的心理感应。 　　郭招金：据说您当时泪流满面。 　　大愿法师：泪流满面倒没有。我当时感觉到内心很喜悦，很难宁静。这种内心的喜悦好比人泡在大海里，四周无边无际，整个人浸在那里，好像大雨从上而降，淋透全身。当时我对着佛像顶礼，内心无比喜悦，当时实际上没有下雨，但感觉到雨水淋透全身，里外清凉，此后，我的内心再也不能平静。当时觉得毕业后找个工作，也就这样过一辈子，心有不甘，必须出家，这种信念是不可动摇的。当时书没读完，就到南岳岐山仁瑞寺住了大半个月，在那里出了家，由天柱老和尚剃度，南岳南台寺方丈宝昙大和尚处得戒。这是1990年8月份的事情。 　　出家以后，剃度恩师天柱老和尚建议我到福建佛学院去学习，福建佛学院设在福建省莆田市的广化寺。1991年我到佛学院学习，当时条件很苦，但内心很安静。因为我出家信念很坚定，为了不让家人干扰，出家后不与家人联系，家里人找不到我，他们知道我是学佛去了，但不知去了哪里。很碰巧，一次搬寮房时我把身份证弄丢了，被人捡到，捡到身份证的人按身份证上显示的地址寄到老家还给我。这下我父亲看到身份证找过来，家里人就知道我在哪里，就又联系上了。 　　郭招金：现代的出家人与过去不一样，很多人都受过良好的世俗教育和佛学文化教育。不知法师在佛学院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大愿法师：福建佛学院当时的院长是南普陀寺方丈妙湛法师。广化寺的圆拙老和尚原是律宗大德弘一法师的侍者，受弘一法师的言传身教，戒律很严。广化寺最早得到主管部门的许可，印制许多佛经在内部流通，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佛教方面的书籍。广化寺在南洋很有影响，泰国华僧大尊长仁得法师每年都来一趟，带来许多海外法师讲经的图书等。在这里我得到佛学的基础教育。 　　佛学院院长、老师们的大悲心对学生也是一种言传身教。南普陀寺方丈妙湛法师圆寂时，留给弟子最后一句话是“勿忘世上苦人多”，他要求弟子们不忘出家人的使命，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我们现在条件好，但要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很苦。 　　郭招金：妙湛法师“勿忘世上苦人多”的话，我过去也从福建的居士口中听到过。我是福建人，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弘一法师在泉州地区题写的一副对联。弘一法师在泉州市晋江草庵住过两段较长时间，在庵里留下“草藉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的对联。弘一法师在泉州地区弘法时间很长，最后在泉州圆寂，泉州的僧人和百姓都很敬重他。大愿法师从佛学院毕业后又到哪里学习？ 　　大愿法师：我1990年8月在湖南岐山仁瑞寺出家，1991年到福建佛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我又在昭觉寺亲近当代高僧清定上师，得到上师殊胜的加持力和传法，后又随贝诺法王学法，同时参学各宗各派的上师，如向宁玛派的上师龙多活佛学习无上大圆满法、金刚萨埵法等，几年间，得到多位上师、活佛殊胜灌顶和传承，圆融显密、禅密。1993年学修归来，到南华寺僧伽培训班任教务长。1995年农历四月初八，升座任湖南岐山仁瑞寺方丈，时年24岁，是中国佛教界比较年轻的方丈之一。岐山仁瑞寺是我出家的寺院，寺院不大，但在湘桂佛教界很有名，民国时期太虚大师曾担任仁瑞寺方丈，寺院里的出家人年纪都很大，就请我去升座任方丈。
　　二、佛教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承
　　二、佛教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承 　　郭招金：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那棵树是圣树，后来枯死了。后来剪了枝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又剪了枝回到原地。您能否谈一下这棵菩提树法脉的传承？大众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大愿法师：在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一百多年以后，阿育王出现于世，他在佛教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护法。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也曾经作过预言。阿育王前半生是很残暴的，用武力征服印度，但那时也只是统一了北印度，从现在的地域来看并没有到达南部。后来，他良心发现醒悟过来，战争导致很多人丧生，他觉得很忏悔，所以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是用和平的手段来治理国家，颁布了很多法令。第二件是用佛法（五戒等）来约束大众，既有法律又有道德，用这两个比较和平的方式来统治国家。第三件是寻礼佛陀的圣迹，每个地方都造一根石柱，我们现在去印度蓝毗尼等地朝拜都能够看到阿育王石柱。第四件是他鼓励自己的家亲眷属、大臣出家，他的女儿出家以后学习佛法，被派遣到斯里兰卡（当时称为狮子国）。 　　隔了几年，他的儿子也带了几个比丘到斯里兰卡，当时那个地方叫西古城，还带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菩提树树枝，并种植在西古城。那是一棵圣树，从阿育王时代带过去，一直都没有死。菩提树有个特性：长到一定程度，几百年以后会裂开。当地的信众（包括当时的国王）为了保护它，防止它裂开，在树干上垒土把它包起来。树枝会长得很宽，树杈很宽会因地心引力断掉，他们用铜做成叉子，从地面上把枝丫撑起来，我们现在去西古城也看得到。 　　后来，印度本土佛法衰落了，由外道做国王，把这棵菩提树摧毁了；比较晚期的时候，印度又从斯里兰卡截取树枝种下菩提树。现在我们去印度看到的菩提树，是一百多年前从斯里兰卡截取树枝移植过来的。中间的有很多故事。 　　有一个朝代的印度国王，不单单把树砍断了，而且下令把它切成一段一段，放火把它烧掉。很奇怪！第二天，他发现灰烬中长出一棵幼苗。他觉得很神奇，也很忏悔，下令用牛奶等去灌溉。中间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郭招金：中国的菩提树是从印度过来的还是本土生的？ 　　大愿法师：历朝历代的求法高僧都有从印度和斯里兰卡求取过一些。斯里兰卡西古城的人民一直把佛牙和菩提圣树看作国宝。任何国家要请的话，他们不是简单地给你拿走，而是专门安排比丘僧团念经护送过去，有特别隆重的仪式。 　　郭招金：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宣说佛法四十多年，他的驻地主要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还去过緬甸和斯里兰卡，您是不是都考察过这些遗址？能不能讲解一下您考察过的印度以外的遗址？ 　　大愿法师：释迦牟尼佛到斯里兰卡讲法是比较有依据的。释迦牟尼佛在楞迦峰顶讲《楞伽经》，楞迦峰就是在斯里兰卡，在楞伽峰还有佛陀的足迹。佛陀所讲的《楞伽经》在显宗里号称为最深奥的一部经，达摩祖师说过：“吾观东土，唯有四卷楞伽可以印心。”禅宗里明心见性了，如果能够看得懂《愣伽经》、完全通达，那就算是真正通达了。这是关于佛陀到斯里兰卡的故事。 　　缅甸当时称为“金地”，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真实地到过还是一件有争论的事情。阿育王时代，他确实派了比丘僧团传佛法到金地，这是有历史依据的。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去过，可能不一定。 　　郭招金：我们看到斯里兰卡的佛殿都比较简单，在一个四角的亭子供着佛像。中国的佛殿跟中国的文化相结合，按照皇宫的建筑设计有中轴线、几大殿。请您谈谈斯里兰卡的寺院跟中国的寺院建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大愿法师：这个背后可以看出文化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在原始佛教时期，大家更看重精神的高度。中国人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世俗权力可能更重要。一个是精神高度更重要，一个是世俗权力更重要，这是差异所导致的。尤其是中国汉传的寺院，模仿皇宫的方式把释迦牟尼佛供在大雄宝殿里面。 　　第二个差异，我更赞同在每个乡村、每个路口，哪怕很简单的一个亭子里都设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因为佛教本身有特别重要的教化功能，提醒每个人时时刻刻要保持觉性的功能。如果把佛供在一个很高大、很庄严、很神秘的大殿里，他的教育功能可能就淡化了，而变成礼拜、崇拜的宗教功能，佛对大众更重要的是教育和教化的功能。寺院不单单是造很多殿堂来给大家烧香、拜佛，更需要有很多教士让大家来实践佛陀的教导。 　　郭招金：这很好！还有关于佛舍利的问题。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有很多舍利，后来都被请出去供养。在中国有两处舍利最出名：一处是北京西山的佛牙，一处是法门寺的佛指。对于佛指舍利，如果从文化和考古的角度来讲，考古学家可能不相信是佛指舍利。因为人的指头没有那么大，所以考古学家认为不是，而宗教认为是。我想了解您对佛指舍利的一些想法。在中国到今天为止被公认的舍利有多少？为什么高僧也会产生舍利？老百姓对佛的舍利存有神秘感，认为产生舍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大愿法师：佛陀应化的色身示现入涅槃以后，为了有表法的载体、媒介来接引众生，留下了能够让大家激发起信心的珍贵纪念物。经典上说，舍利是戒定慧熏修之所成就的。大家之所以崇敬他，更重要的不在于他在物质世界的尊贵，而在于他在精神修养的高度，值得我们效法、顶礼。没有谁会对着一大堆黄金去礼拜，但是会万人空巷对着佛陀的舍利顶礼。崇敬、礼敬的是生命的高度。 　　舍利包括发舍利、血舍利、骨舍利、牙舍利、肉舍利……有很多。按照经典上记载，阿育王当年驭使鬼神造八万四千舍利塔，源头是八王分舍利，在中国有19处。释迦牟尼佛示现入涅槃火化荼毗以后，舍利就分作三份。天上一份，天人请去了；龙宫一份，龙王请走了；人间一份，人间这一份再分成八份，印度的八大国王每人分一份建塔供养。建塔供养过了一百多年后，阿育王出现于世，他想让佛教成为全球性的信仰，单单在印度建塔是不够的，决定把印度八大国王所建的舍利塔的舍利全部搜集起来。 　　史籍上记载，他只取了七个国王建的舍利塔的舍利，其中有一个是没有取到的。我们去印度和尼泊尔朝圣的时候，专门去瞻礼过没有取出舍利的地方，据说那个地方是龙王守护着，阿育王取不出来。 　　阿育王知道舍利在那里，但是就没有办法取出来，就问他的国师：“为什么明明在眼前也无法取出来？”国师告诉他说：“因为你的福报比不上龙王的福报。”阿育王不太相信，说：“怎么知道我的福报比不上龙王的福报呢？”国师让他拿两堆同样是5公斤的黄金来，一堆造一尊阿育王的像，一堆造一尊守护龙王的像。本来黄金都是5公斤，放在天秤上应该是平衡的；但龙王的像却沉下去了，阿育王的像会翘起来，可见龙王的福报比阿育王的大，所以没有办法把舍利取出来。 　　阿育王把另外七座舍利塔中的舍利取出来，驭使鬼神在一夜之间造了八万四千座塔，遍及整个南阎浮提，在整个世界选了八庄严、六殊胜之地来埋藏佛的舍利塔，据说中国有19处。 　　最著名的一处是法门寺的指骨舍利。还有很著名的一处是宁波阿育王寺，有个造型独特、很小的塔，不知道是用什么金属造的，反正不是铜也不是铁，黑黑的。我们去拜过多次，每个去拜的人都说每次看到舍利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看到的是白色，有些人看到的是黄色，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并且根据修行功德不一样，每个人每次看到的也不同。更独特的是，我们放东西会用碟子盛着，但舍利在塔里是没有的，就在塔的顶部吸附着几颗舍利。正常情况下会因地心引力掉下来，但这些舍利偏偏就不掉下来。 　　东晋时期，有个叫刘萨诃的猎户，有一天他醒悟过来良心发现“我这半辈子打猎杀生这么多，怎么办？”他就天天念佛号、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忏悔，天天在据说有阿育王舍利塔的地方拜。在一个月明之夜，突然之间从地下涌出这尊塔。他拜出舍利塔以后就出家了，发愿要专门造一座寺院来供奉阿育王舍利塔，这就是现在的阿育王寺，我们现在去也可以瞻礼到。 　　还有洛阳白马寺旁边的女众下院，叫齐云塔院。齐云塔院的塔底下据说也有阿育王舍利塔，但是从来没有人挖出来过。怎么知道那里可能有阿育王的舍利塔呢？东汉永平四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梦金人，大臣说那就是西天的佛陀。汉明帝就派遣大臣去把佛法请过来，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用白马驮经来到了东土。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之前，齐云塔院的土本来是平的，但隔一两个月就会自动拱起来，如果把土铲掉又会再拱起来。汉明帝问两位高僧是怎么回事，两位高僧入定观察后告诉他，那里是阿育王埋藏舍利塔的八庄严、六殊胜之地，里面有阿育王造的舍利塔，最好在上面建一座塔。当地老百姓把那里叫“圣冢”，“冢”是坟墓的意思。因此，汉明帝就在那个地方建了一座齐云塔院。 　　还有南京长干寺的佛顶骨舍利，也就是我们近年看到的佛顶骨舍利。现在已经移到牛首山并建了一个佛顶宫，2015年还专门举行了开光典礼。 　　还有净慈寺，净慈寺外面有个雷峰塔，雷峰塔的地宫里原来收藏过释迦牟尼佛的螺髻发，释迦牟尼佛的头发是绀青色卷在一起的，拉开来就很长。 　　在富平有一座塔到现在都是空的，很荒凉，有块碑记载说那是十九处之一，但不知道现在到底有没有。 　　中国收藏佛舍利的地方大约有以上这些。
　　三、轮回与心性
　　三、轮回与心性 　　郭招金：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悟到了什么？他发现了什么真理？这些您能简单描述吗？ 　　大愿法师：从小乘来说，释迦牟尼佛所悟到最根本的就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的诸行无常中“行”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都是刹那刹那生灭无常的，这个好理解。诸法无我很重要，是最重要的核心教义。释迦牟尼佛因为证得无我而圆满成佛，一切的阿罗汉也是因为证得无我而成阿罗汉。“法印”就像国王的印信一样，拿印信可以畅通无阻地出入紫禁城。同样的，我们得到了三法印，可以自由地出入涅槃城。涅槃寂静是圣者的境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因，涅槃寂静是果，这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对现在的人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反而更不快乐了，社会有太多乱象，因为有我执啊！每个人都执着于自我，事实上所执着的这个自我是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在。所以，诸法无我是根本教义，现在特别需要诸法无我的清凉智慧来破除众生的我执。比如，现在医患矛盾很尖锐，患者冲进医院杀医生，原因是双方的我执都特别重。还有师生之间的矛盾，有些老师没什么师德，道德比较差，有些学生也不尊敬老师等等，这样的矛盾也很尖锐。本来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生作为生命的守护者，都是最高尚的职业，现在反而变成最敏感的话题。可见，社会虽然物质文明很发达，但生命的品质没有提升反而下降了，烦恼心更重了。所以，特别需要诸法无我的智慧，这是佛陀所悟到的最根本的教义。 　　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角度稍微延展一点，可以说到佛教的两个基本教义——轮回和心性。 　　轮回学说让我们知道了生命的长度。儒家是不注重轮回的，儒家说“未生知，焉知死”，他关注的是现世的人生实践，怎么安身立命，怎样立功、立德、立言，怎么在世间成功，但这只是人生的片断。哪怕是“盖棺定论”了，也只是这一生的起点和终点，只不过是生命大海里一朵浪花的生和灭而已。儒家所看到的只是很小的片断，谈不上什么长度。佛教从轮回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更宽广的生命长度。 　　心性的学说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深度。生命的深度不是向外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向内把生命的觉性挖掘出来。只有证得了生命的无我智慧，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幸福。如果生命的价值只是体现在外面，我们就很波动、烦恼、痛苦。这是从三法印、轮回学说和心性学说的角度来展示佛陀的基本教义。 　　郭招金：佛教教义主张“众生平等”。按一般人的理解，所谓“众生平等”应该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佛经认为妇女不能成佛，要成佛先得转为男身。还有，僧律250条，尼律加倍348条，佛教对男女为何有如此的分别心？现代人对此往往难以理解。 　　大愿法师：首先，女身成佛有很多。比如，《妙法莲华经》里讲龙女8岁成佛，她不单单是女身，而且不是人道的女身，是畜生道的女身（龙是畜生道）。畜生道的女身尚且可以迅速地、快捷地示现成佛，所以女身成佛是可以的。第二个方面，众生平等要从几个层面来说。一个是从本性上说，众生是平等的，大家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佛性，有成佛的可能性。另一个从相上、习性上来说，众生是不平等的，习性是不平等的，这是客观事实。 　　中国人喜欢说性格，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事实上，因为我们的习性不断地熏习，渐渐地变成了性格。比如，有些人容易生气，他反反复复地熏习，反复地发生就变成他容易发脾气的性格。从习性上来说是不平等的。所以要分开来看，到底是从本性还是习性上来说。关于比丘有250条戒律，尼众有348条戒律，这是从保护女众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女众无论是体力，还是思辨能力、做事的行动力，普遍来说比男众弱一些，当然也会有特例。要保护女众更好地修行，给她们的规范更加细致和到位。戒律不是限制，而是遵守规则以后更自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越遵守交通规则越自由，越不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其实就得到一个自由了。 　　郭招金：从书里看到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外道的修行方法有96种。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很多外道进入到佛教里破坏佛教的教义，在阿育王时期举行了第三次的佛经结集，清除外道掺进来的东西。如果从今天来看，外道不一定都是坏的，可能也有好的。从学术上来讲，我想知道佛教跟外道的关系，佛教有没有吸收外道好的东西？外道现在还存在吗？按照我的认知，释迦牟尼佛是正的，外道没有成佛，可能是一种破坏力量。 　　大愿法师：我们不是从文化或者某种概念上来说什么是外道，什么是佛。这中间是平等的，不是外道很低，佛教很高；也不是佛教是好的，外道是差的；只是从迷惑或者觉醒的角度来说。 　　比如，我们前面说到诸法无我的根本教义，当时印度有96个外道流派，他们跟佛教最大的差异是都承认“有我”，只有佛教说“无我”，现在也照样如此。印度当时的96个流派现在只有一部分流传下来，如耆那教，有些己经消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从根本教义承认“有我”还是“无我”的角度展开来说，“有我”和“无我”不是理论上的辨析，不像学者要做学术，讨论来讨论去，辩来辩去。佛教从本质上说，不是要去辩论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生命是否幸福快乐。“解脱”不只是局限于佛教的命题，而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解脱什么？解脱我们的烦恼、痛苦。而“为什么会烦恼、痛苦”才是根本问题，我们之所以会烦恼和痛苦是因为有我。 　　我们所指的“我”有哪些呢？有些人认为身体是“我”，我的身份、想法都是“我”。身体有生老病死，我们就会烦恼、痛苦。但身体是“我”吗？当然不是！这跟生命的进化层次有关系。 　　如果得到很多财富和很好的物质就能快乐、幸福的话，问题就简单了，但很多人很有钱、地位很高、学问很大，他们照样烦恼、痛苦。可见生命要解脱烦恼、痛苦，不是得到很多钱能够滋养色身就会快乐、幸福，也不是有很大的学问就会快乐、幸福。如果我们没有解决无我的问题，心性没有觉醒，有这些也没有用，照样会痛苦。打个最粗浅的比方，有人觉得粪坑里的蛆活得太悲惨，于是把它们捞起来，用矿泉水洗得干干净净，把它们放在一罐八宝粥里，它们反而会全部死掉。生命的享受、生命的幸福跟生命的层次有关系，跟外在的物质、知识、地位没有关系。有些人地位很高，照样很痛苦；有些人财富很多，照样很痛苦。 　　内道、外道是相对的。佛教之所以称为内道是因为解决、证悟了诸法无我。诸法无我不是从理性认识的层面来辨析，而是从悟性认识的层面来真正证得，不单单是理解；单单能够理解诸法无我是没有力量的，要真正现量地证到诸法无我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不痛苦，才能够得到持久的幸福和快乐。 　　我们再延展一下，从西方哲学角度来说，西方哲学在早期曾经有“机械决定论”，什么果是什么因导致的，而那些因又是什么因导致的，这样一直推下来。人类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种状态？因为人所生存成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程度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变成今天这种状况。但“机械决定论”忽略了心的作用。佛教讲因果，每个人为什么会生在那个环境中，为什么会受这样的教育，为什么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都是有因果的。但因果并不是起最终决定作用，我们的心是有自由的，可以自主选择的。大部分人不选择，迷迷糊糊就被环境所操控、影响了。这是西方哲学的“机械决定论”，但不究竟。 　　还有一种是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他把自由决定论强调到一个极端，认为人就像白纸一样。你怎么选择是可以有高度自由的，这是自由决定论——存在主义。 　　佛教是行中道的，既不是“机械决定”的宿命论，也不是“存在主义”的高度自由论。佛教认为，人不是一张白纸，过去生造了无量的业，因果会影响到他今生有哪些习气；也不是习气都能控制我们，我们的心照样有自主权。既受习气的影响和控制，同时心又能自主选择。这样来看就比较恰当，比较如法。修行就是不断不断地穿透自己的习气。 　　人的存在不是肉体这个小小的存在，肉体的存在只是一个显现，我们还有更大的存在，虽然不显现。从哲学范围来看，存在和显现是两个范畴，这就牵涉到哲学思辨了。存在和显现，显现可能很小，但可以有更大的存在，更大的存在是指心量、格局啊！ 　　李嘉诚的御用风水师说“人比人就比气量”，人与人相比就是看格局的大小。一个人的心有多大，事业就能做得多大，当然也受到习气的影响。一个人只关注自己的肉身，这一百多斤怎么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他是被习气控制的奴隶。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发挥心的自主选择权，或者说发挥得很弱小。一个人能够成为成功者、圣人、贤人，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心量很大，他的存在大于他的显现，而且大得多。他的心量很大很大，那才是更广大的存在。很多天才是摆脱了很局限的、很狭窄的肉身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我。比如说莫扎特，是天才音乐家，他自己体会到“不是我创造了音乐，而是音乐通过我这个管道流露出来了”。 　　当然，我不认为莫扎特开悟了，但我认为他是天才。他过去的熏习让他能够处在一种特别的状态——天才的境界之中。每个人都会有很糟糕的状态，也会有很好的状态。糟糕的状态是凡夫的状态，很好的状态是天才的状态。很糟糕的状态是我们执着于一百多斤狭小的我，执着于这个显现的存在；天才的状态就像莫扎特所说的“音乐通过我这个管道流露出来”，不是我要干什么，而是更大的存在通过我这个管道流露出来。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差异，莫扎特的存在比一般人格局要大，他才能够成为天才。不是谁天生就是天才，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天才，关键是我们把糟糕的、我执很重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小，把更大的存在力量、天才的存在格局变得越来越大，这才是最实在的东西。 　　现在我们虽然接受了很多教育，但都只是谋生技能教育、知识教育，很少有生命觉醒的教育。北大的某位教授说，现在的大学生培养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法的作用。 　　郭招金：毛泽东对佛教的教义也感兴趣。赵朴初回忆说：1957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毛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请问法师，赵朴初当年没有谈完的问题，如果让您接着谈，该怎么回答？ 　　大愿法师：我还是继续围绕“诸法无我”的中心话题来说。佛教的一切法门，不管大乘小乘，不管哪个宗派，最终都是要证得无我。所呈现的是指“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无我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一切都不执着。我们的身体、思想、感受……合起来有了生命一直流转的现象，不要执着这个现象就是恒常不变的我，只是一种现象。 　　“赵朴初”是一个生命现象，“即非赵朴初”是不要执着于有一个固定的东西，那只是一种生命流动的现象，所以“是名赵朴初”。一条河流看起来好像一直在流，但是内容是刹那刹那不同的，一直在流转的。不是否定生命的现象，而是否定对生命现象的执着。“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否定对于“赵朴初”这个符号的执着，这样才是“是名赵朴初”。 　　郭招金：佛门有神通，但佛门不讲神通，也禁止法师给人算命、看相、看风水，但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开一个方便门，是吗？ 　　大愿法师：总言之就一个标准，容易勾起众生贪婪、愤怒等不良情绪的都不要做。给人家看风水等是佛陀所呵斥、制止的邪命。但是如果对特别大的群体有帮助，像姚广孝，他不单单帮明成祖得到天下，而且在北京城的定位布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郭招金：佛经里好像没有一部经典是专门讲临终生死问题的，但西藏的《西藏度亡经》是专门讲生死问题，我们理解这是对佛陀思想的一种发展。佛教界对这部经的评价怎么样？ 　　大愿法师：《西藏度亡经》是莲花生大士所讲的，主要描述人临终时的状态，从临终到再投胎的阶段，经过了临终中有、法性中有、投生中有的几个状态。佛教界认为对人坦然地面对死亡是很有帮助的，人因为不知道就会很恐惧。 　　郭招金：汉地的佛教讲这个吗？ 　　大愿法师：汉地也讲，有一些翻译过来的经典也有关于这方面的描述，不过主要是集中在唐密的典籍里。 　　郭招金：在历史上，文天祥被抓后，驾着马车一路到北京，朝廷比较优待他，允许他在路上见一些人，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法师和道士一路陪着他到北京。按照历史来讲，这是对待生命的教育。文天祥最后可能也开悟了，对生死已经看透了。到北京以后，元朝让他当宰相，他宁可坦然走向死亡也不当。从佛家来讲，如果在短时间里，假如是您面对这位英雄，您会怎么给他生死开脱？再举个例子，日本的战犯东条英机被判死刑以后，当时国际法有个人道主义的做法，允许在最后的24小时之内有和尚见他。在短时间之内怎样让他开脱生死，这是法师的工作，有没有这样的方式？ 　　大愿法师：做这样的工作五分钟就足够了。这个很简单的！众生之所以恐惧是因为错误的执着、错误的观念，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我的身体马上要灭亡了，就很恐惧。 　　只要告诉他：生命是一种能量，永远不会灭亡，是不生不灭的，从来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但是需要让生命觉醒，这是法身生命。灭亡的只是肉体，肉体总有一天是要灭亡的，所以要放下这个肉体。只要我们心里有光明、正念，将来能得到一个更好的身体，不会恐惧，很坦然。 　　郭招金：现代人常会提出疑问，佛教的生命观尊重生命，尊重到什么程度？因为生命体有大有小。弘一法师往生时特别交代，法体放在棺床上，床下面是椅子，椅子腿压在碗里，碗里要装上水，有水隔断蚂蚁就爬不上去，免得蚂蚁遭火厄之灾。在弘一法师的观念里，尊重生命尊重到蚂蚁这么小的生命。现代知识告诉我们，还有比蚂蚁更小的生命，比如微生物等，佛教尊重的生命到哪个层次？ 　　大愿法师：所有的生命都有灵性，不管大和小。像弘一律师，他不单单是临终这么交代，平时也是这样。丰子恺是他的学生，有时候请老师去坐一坐供养一下。弘一律师每一次坐藤椅时都不会马上坐到藤椅上，先摇一摇再慢慢坐上去。学生觉得很奇怪，说；“老师，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弘一律师说：“藤椅是竹制品，里面有一些小虫之类的，先摇一摇让它们知道避开，再坐下来就不会杀生。”弘一律师是学律的，对戒律很严格，连极微细的都会守持得挺好；再者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心很柔软、慈悲。 　　郭招金：请教一个历史细节，古印度由很多国家组成，当时有许多种文字和语言。释迦牟尼佛当年用哪些语言宣说佛法？ 　　大愿法师：按照语言学上的考据，释迦牟尼佛当年说法主要是用巴利语。现在南传佛教国家——緬甸、泰国、老挝、越南、斯里兰卡，他们诵佛经都统一用巴利语，是为了更好地延续佛陀的音声。他们不会用本国、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基本上都是用巴利语。 　　佛陀在印度的某些区域针对某些特定人群也用过梵语，但古梵语跟今梵语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类似于中国的文言文跟现代白话文的差异，类似于唐音跟现代音的差异，但巴利文变化不大，这也是其广受推崇的原因之一。 　　郭招金：季羡林先生是研究梵文的，据说梵文很难学。我问过社科院的一位梵文学者，我说中国现在懂梵文的有没有二十个人？他说也就二十来个人。 　　大愿法师：肯定不止吧！我们六祖寺的韩廷杰，韩老在我们教育办工作多年，他就是懂梵文的啊！而且他还把类似于《广五蕴论》以及近些年在阿富汗发现的一些典籍重新翻译了，他觉得跟古代的译本还有一点差异。 　　郭招金：在学术上梵文这门学问是冷门，每个时期都应该有少数人懂。我们现在念佛经中的咒语，比如《心经》的“揭谛揭谛……”，这是梵音吗？ 　　大愿法师：我们现在念的基本上是唐音，我们现在用的普通话跟满洲音进入北京以后有很大关系，同一个字出现了音有巨大的差别，不是一点点差别。幸好，我们一直用汉字，不管语音怎么变，但字是一样的，这就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我们现在的音是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按照标准的唐音是念“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惹桑嘎得，波得沙哇哈”。唐音翻译过来以后，日本人、韩国人来中国求法。那时候有遣唐使，他们就保留得很好，他们的文字就近似于活化石。用韩语念《心经》跟用中文念《心经》，听到的差异就是他们念“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惹桑嘎得……”如果延续唐古音的切音来念跟他们是一样的。 　　郭招金：《大悲咒》是梵音还是什么声音？ 　　大愿法师：《大悲咒》的声音照样是有变异的。 　　郭招金：最早把佛经用文字记录下来应该是贝叶经。释迦牟尼佛圆寂后，他的弟子举行大规模的结集活动，把他宣说的教法用巴利文刻写在贝叶上，被称为贝叶经。贝叶经完整记录佛教原典，成为后来佛学的基础。佛门非常看重贝叶经。清代僧人竹禅和尚在他撰写的《贝叶记》中说，“后世之学者得见贝叶真经如见佛面，不枉出家参学，云游十方，益于身心。”印度《贝蜜传》说能见贝叶经一片即结了佛缘，能拥藏贝叶经即结万缘，福满楼，功德无量万运通。后世佛教信徒一直将贝叶经作为十分珍贵神圣的法舍利供奉。查阅历史资料，从佛圆寂到清代，都有人在刻贝叶经。 　　大愿法师：贝叶经就是把经文刻在贝叶棕树的树叶上，现在在西双版纳等地方，照样有人在做。 　　郭招金：贝叶经为什么显得这么名贵？过去一座寺院拥有一片或几片贝叶经就是镇山之宝了。 　　大愿法师：那个是古时候的贝叶经，名贵是在于文物的价值，而不在于贝叶经本身。现在在一些有南传佛教的地方，如西双版纳也有刻贝叶经的，是用铁笔来刻的。现在新刻的不珍贵，很容易得到。明代以前的就比较珍贵，清朝的就没有那么珍贵了。 　　郭招金：玄奘当年到印度求法，背回来的佛经就是贝叶经。据《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唐玄奘共带回来657卷贝叶经，量是很大的。这些贝叶经经岁月消磨应该不存在了吧？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大愿法师：他不可能一个人把几千卷贝叶经用肩膀扛回来，有可能有马匹、助手等跟着一起拿过来。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画像——玄奘法师背着放了很多经的大篓，日本人考证过说画的不是唐玄奘。反正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且不去过多地考证了。总而言之，玄奘法师带回来的一千多卷佛经都是数量特别大、质量特别髙的，他是“四大译经家”之一。他当时带回来的贝叶经，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应该留存不多了。 　　郭招金：释迦牟尼佛跟弟子们说“我所说法如爪上尘，我未说法如大地土”，我们认为他已经说得很多了，他为什么说只说了一点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表示他的谦逊、谦虚。从佛法来讲，他是什么意思呢？ 　　大愿法师：一方面正如您所说的，表示佛陀很谦逊；另一方面，一个人只要内心觉醒了，万物都在说法，不一定只是从佛陀的言教里去领悟。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的风吹、树动、鸟鸣、花盛开都是在说法。 　　郭招金：您说的意思，后来在很多的文字里也描述过。
　　四、汉传佛教的大德们
　　四、汉传佛教的大德们 　　郭招金：僧人的使命是“续佛慧命”。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主要靠僧人来推动。在中国佛教2000多年的发展史上，历史学家认为可称为佛教大改革家的只有两位，在汉传佛教中就是六祖惠能法师，他使禅宗在中国发扬光大；在藏传佛教中应该是宗喀巴，他创立了黄教。法师从佛教角度是如何看的？ 　　大愿法师：从汉传佛教来讲，有几位大德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位是东晋时代的道安法师，他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人物，佛教的中国化从道安法师开始。道安法师处在“魏晋玄学”的时代，他用很多中国文化（儒学和道学）来诠释佛法，让大家能够接受佛教，让佛教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他是功不可没的一位大德。 　　第二位是六祖惠能大师，佛教的平民化从六祖惠能大师开始。以前，佛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尤其是劳苦大众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也不认识文字，除了读书的知识分子之外，很少人真正有机会接触到佛经，对佛法也是一知半解。从六祖惠能大师开始，真正地实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佛教平民化，而且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特别简捷、明了，这是一位代表。 　　第三位是太虚大师。西方文明成为主导世界的主流文明，他跟随“西学东渐”，佛教的现代化因应时代的发展，太虚大师是功不可没的。 　　从藏传佛教来说，有三位大德。首先是佛教前弘期的莲花生大士和静命论师（静命论师先到，莲花生大士后到），他们两位进入西藏以后支持藏王。当时藏族处在奴隶社会进一步提升的过程中，信仰的是原始宗教本波教。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交融，革除本波教的陋习，莲花生大士和静命论师是很有贡献的。 　　桑耶寺的建造有三种风格：大雄宝殿有一层是藏族风格，有一层是印度风格，有一层是中原地方风格。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交融，他是比较有贡献的。 　　佛法在后弘期，阿底峡尊者是非常有贡献的。阿底峡尊者从印度应请来到中国的藏区，发现佛法流传那么久后存在一些弊端。一个弊端是注重学很多法，但这些法都是碎片化的，统一不起来；另外一个弊端是注重高的法，不注重根本、基础的法。阿底峡尊者就专门讲三皈依。所以，他是令正法久住特别有贡献的一位大德。 　　到了明代是宗喀巴大师。 　　郭招金：明朝的憨山大师的肉身是不是在南华寺？他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他在佛教界影响力大吗？ 　　大愿法师：憨山大师在教内特别有影响力。一方面，他对禅宗的悟入很深，是见性的高僧。再一个，他对天台宗的研究非常精湛。第三，他特别地弘扬律宗，“誓作地藏真子，愿为南山孤臣”，在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有两个志向，一个是修学地藏法门，他弘扬地藏法门是不遗余力的；“南山孤臣”就是弘扬律宗（南山律）。他还有一个贡献，因为宫廷矛盾，明神宗的母亲支持他用宫廷内宫的钱在山东造了一座寺院，后来朝廷说他私造寺院，就把他流放到岭南。他到岭南后对整顿南华寺的贡献很大。他圆寂以后，他的金刚不坏身也永久地供奉在南华寺。 　　郭招金：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虚云法师影响力很大，他是您的湖南同乡，据说他的母亲在我的家乡泉州市所属的永春县因梦而怀孕，他生在泉州，一生中很多时间是在福建度过的，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活了120岁。 　　大愿法师：他活到119岁，虚岁就说120岁。虚云长老的贡献，一是振兴禅宗，禅宗里面的五家宗派都是他延续下来的，云门宗、沩仰宗的传承早就己经断掉了，他把这些传承都续下来。肩挑五家七宗，贡献是特别了不起的。 　　再一个是到处复兴寺院。南华寺是他复兴起来的，那时南华寺还挺混乱的，广东省主席专门从福建鼓山涌泉寺把他请回来。难得的是，那时是抗战时期，战火纷飞，他仍然坚持把寺院复兴起来。临近解放的时候，他又去复兴云门寺。解放以后，经过“云门事变”，他被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会，本来大家想推举他任会长，他因年老推辞了，就担任名誉会长。后来，他又去复兴江西的云居山，最后圆寂在云居山。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之中，把寺院都复兴起来了。 　　虚云长老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时候，有一部分人说中国佛教要向日本佛教学习——在家化，也是因为虚云长老的坚持，才能够有清净的僧团，这是很了不起的功德。 　　此外，虚云长老一直是坚持办学，无论是在鼓山涌泉寺、云南鸡足山，还是在韶关南华寺，他都一直坚持办佛学院、律学院等等，专门请度轮法师（宣化上人）作为南华寺律学班的监学。 　　虚云长老的麾下凝聚了中国佛教界最优秀的一批僧才，而且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有影响力。现在的中国汉传佛教界，绝大部分都是虚云长老的徒子徒孙。 　　太虚长老那时期有重庆的惟贤法师、湖北的昌明法师。传印长老、绍云长老和己经圆寂的净慧长老、一诚长老、佛源长老、本焕长老都是虚云老和尚的法子。大半个中国都是虚云老和尚的法脉，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郭招金：在民国时期，蒋介石跟佛教的交往主要是跟虚云老和尚交往，蒋介石跟他有很多次的会面谈话，对佛教还是挺尊重的。 　　大愿法师：虚云长老出生在福建，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是福建人。在大后方重庆做“护国息灾法会”的时候，他专门提议从南华寺请虚云长老主持水陆法会内坛。主要的谈话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戴笠等人也都很信佛。蒋介石跟佛教界的交往，主要是他以及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虚云长老在全国道德最高尚、修行修为最高。 　　太虚法师主要研究法相唯识宗，法相唯识宗跟西方现代科学尤其是心理学重合度很高，知识分子特别喜欢听。太虚法师还进行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大家也觉得他是改革的一代新生。在抗日时期，太虚长老和他的学生去东南亚、南亚、欧洲宣传，要支持祖国的抗战，揭露日寇侵华的暴行（当时日本人做了很多美化自己的宣传），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也特别有贡献。太虚大师担任过奉化雪窦寺的方丈，蒋介石的母亲王氏夫人很信佛，专门在那里做了个净炉，因为有这重因素，蒋介石也很尊敬太虚法师。 　　郭招金：当代文化里讲得比较传奇的是弘一法师。他会演戏、写歌、画画。进入佛门以后，他的书画还很受大家欢迎。他是一位很奇特的人物，他在全国很有影响力。 　　大愿法师：弘一法师的故乡是天津，天津有李叔同的研究会、纪念馆，现在也做很多活动。确实也是很了不起，从一位才子一转身就能够出家；出家以后，还修学佛教里最严格、最难修持的律宗。按照佛教戒律的要求，他把所会的歌舞、话剧、美术统统放下，只是抄佛经，用书法跟众生结缘，是一位非常不错的大德。 　　郭招金：在当代整个华人社会里，最受尊敬的是星云法师。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把佛教世俗化了，一般的老百姓都能够听懂他的话，在两岸及华人社会都很有影响力，想听听您的看法。 　　大愿法师：星云长老也是我们非常崇敬的大德，他最大的贡献是佛法的国际化。在两百多个国家都有国际佛光会，用佛法的力量、精神信仰的力量，几乎把全球华人都组织起来了，这是了不起的功德。他的愿力“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确实做到了。因为他是当代的大德，还住世，所以我们不能过多地去说，有吹捧之嫌，如果是古人就好说。
　　五、内与外的探索
　　五、内与外的探索 　　郭招金：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事件主要是发生在唐代，佛教和本土宗教及皇权的矛盾，有时候是很激烈的。从文化的角度，皇帝采取“灭佛”政策，不是听了某些人的忽悠，也不是皇帝本人好恶，而是一项理性的政治选择，一定是佛教的传播损害了皇权的利益。您如何看待“三武灭佛”？ 　　大愿法师：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被打击最沉重的是唐武宗时代。我认为您的提法很有道理，不是凭君王个人的好恶，或者听信了某个人的谗言，绝大部分是因为佛教过多、过快地膨胀后，拥有了很多良田，得到了很多捐献。寺院的经济基础好了，寺院扩大了，很多赖佛偷生的人也混进来了，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当宗教信仰危及到现实政权统治的经济基础时，必然会遇到大的冲击，必然会被世俗的权力用强制的手段摧毁。佛教从这个角度发展一开始就是错的。大慧宗杲禅师曾经反思过这个问题，也作过一首诗。 　　“福兮祸所伏”，在举国都很崇敬供奉佛教的时候，我们越加要警惕。要勤俭守宗风，要更多地去做公益慈善回报社会和大众；而不是去争夺世俗的经济资源。不要集聚钱财而是要把钱财散掉、布施出去，这是长盛不衰的基础。我们不要只顾自己，而要多做对社会大众有帮助的事情。 　　劳动是第一次分配，税收是第二次分配，公益慈善是第三次分配。让大家都能共同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要有这样的基础。当团体经济力量大了以后，越加要谨慎。不要在规模上发展，应该向精神高度上发展，培养出更多有证悟的人才。 　　佛教认为生命的意义是内在的觉醒。内在觉醒后，一切都会有意义；内在不觉醒，外在拥有再多的财富、影响力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佛教认为人生整体上是苦的，一般人认为佛教的看法很消极，其实不是。 　　诸佛以八苦为八师，这个“苦”是指如果我们内在不觉醒，拥有的越多，可能障碍和灾难会越大，内心的执着越大。我们的心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能证得涅槃寂静，我们的生命就不断地制造烦恼，是制造业障的永动机。当我们觉醒过来，一旦能够证得三法印，我们的心也是快乐的源泉，所以要向内在用功夫。佛弟子尤其是出家众要向内去用功夫，不是向外去发展。如果内在还是很迷惑的，向外去发展可能是一件坏事。 　　郭招金：王阳明和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阳明心学”是受到禅宗的启发才创造出来的，那他为什么要辟佛？ 　　大愿法师：因为他的出发点不同。他的“王阳明心学”以及他在贵州的“龙场悟道”，绝大部分心性学说都是从佛教尤其是禅宗里借鉴、吸收过来的。王阳明、朱熹、程颐、程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辟佛。王阳明是站在儒家治理天下的立场，认为佛教的传播对他们是不利的，他们以儒学正统的领袖自居，从这个出发点来说，他们是要反对和批判佛教的。 　　郭招金：王阳明辟佛是到骨子里去了，超过了韩愈，王阳明辟佛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大愿法师：因为王阳明真正懂佛教，他比韩愈对佛教的了解程度高很多。 　　韩愈只是从维护唐朝皇帝的统治出发，他辟佛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皇帝以皇帝之尊、倾国家财力去法门寺隆重地迎请佛的指骨舍利进宫供奉，从扶风法门寺一直排场排到宫中内廷，耗费了相当多的国库资财。那些资财为什么不布施给贫穷老百姓？那才是真正的供佛啊！ 　　王阳明最可怕的是用佛教禅宗的东西改头换面，称为是儒家的东西，绝大多数人连最终的源头是什么都会错失掉。 　　郭招金：福建人把朱熹当圣人来崇拜。朱熹出现以后，文化重心南移，福建、江西这一带，在宋朝出了很多进士，可见他对整个南方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从朱熹的文集里看，他对佛教还是很尊重的，他跟佛门是什么关系？ 　　大愿法师：我很赞叹朱熹，中国古代史上读书最多的人是朱熹和王夫之，号称所有的“经史子集”都看过了，《朱子读书法》也是挺著名的。韩国的成均馆大学专门有一门课叫“朱子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朱熹后来之所以能够跟孔子齐名（不单单是在福建，当然在福建的影响力会更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权。从朱元璋开始，世俗的考试一定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的范本。天下人参加科举考试、想做官只有这一条路——必须要通达朱熹的《四书集注》，标准答案以《四书集注》为准。 　　朱元璋是藏了私心的，就像唐太宗（李世民）要拉上老子（李耳）做祖宗一样，朱元璋拉上朱熹做祖宗，所以用朱熹的著作作为考试的标准。明、清两代科举都以《四书集注》作为范本，六百多年足以影响很多代人。在南宋时期，朱熹的思想是有争议的，但我们仍然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德。对文化的传播，尤其是您所说的文化重心南移有很大贡献。 　　关于“程朱理学”，从好的一面来看，儒学经过了春秋时期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到唐玄宗时期的注解儒家“十三经”，把《孝经》也融进去……经过这些朝代的发展以后，越往后越发现缺乏了活水源头，缺乏活力。缺乏活力之后，必然要找新的源泉。在哪里找呢？在内心找！不是在外面找，就汲取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思想，向内在心地上找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 　　有一年冬天，朱熹和张栻结伴游南岳方广寺。当时，张栻在岳麓书院做山长，他邀请朱熹来讲学，朱熹一住就住了四五十天。大雪纷飞时，两个人兴致很高地结伴游南岳，而且不是游前山，是游后山。一路上，一边骑着小毛驴一边吟诗，专门留下一本著作叫《南岳倡酬集》，有一百多首诗。 　　朱熹回到南溪书院有感而发写下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不是描写风景，“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心地上的源头活水来，给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生命力，让儒学的兴盛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整体的新生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不单单是很局限、狭窄的儒佛之争。儒家和佛家经过多年的智慧碰撞，超越了儒学固有的局限性，给整个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源头活水，特别值得我们欢喜赞叹。 　　在战国时期，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意思是“未知生，焉知死”，只关注现实人生怎样去实践，不关注“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敬鬼神而远之”就有局限性——生命没有长度，只有一个小片断。经过了“程朱理学”、明代的“王阳明心学”，文化得到一个新的发展——看到人生的长度，不单单是孔子时代的只局限在眼前，这是第一个发展。 　　第二个发展是提高了精神的高度。不单单是向外想着怎样治理国家，同时还提高了心性的高度。原来孔子只是注重于外面怎样去建设、管理、发展，提高个人的修养和道德，现在相对提升到了对心性的认识。 　　王阳明的“良知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著名的“良知四句教”表示了儒家经过宋代和明代的发展，在心性学问上己经到达了新的高度。文化一定要不断地达到新的高度，这才是活的文化，而不是一个化石。这是第二个了不起的地方。 　　第三个是开始形成哲学，这是很重要的。《论语》等都是很精简的语录式文体，问一个问题答一小段，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考，都是碎片化的；只能够成为道德学、伦理学，还谈不上哲学。到了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陆象山）、王阳明，开始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思考。陆象山跟朱熹“鹅湖之会”是很著名的，也很值得关注。 　　这些人至少有这三大贡献，他们都是文人士大夫，也都是官僚阶级，让佛教在知识分子阶层更好地传播，让佛教更好地融入到中国主流文化，他们有着巨大的贡献。 　　郭招金：朱熹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您认为“源头”是指什么？ 　　大愿法师：心源！儒学、礼学、禅学总的活水源头都是心性。洞山良价禅师开悟时说“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渠”都是“他”的意思。 　　郭招金：我还想谈谈苏东坡，他也是禅门的俊杰，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很伟大的。当时有人问皇帝：“本朝的苏东坡和前朝的李白，您怎么比？”他说：“苏东坡的才气跟李白是一样的，但是李白没有苏东坡的学问。”这个评论很准确，他是中国历朝很大的文人，他的才气有多方面的。 　　大愿法师：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很权威的。 　　郭招金：苏东坡是把儒佛融成一体了，在禅门里有很多关于苏东坡的公案。他写的诗所描绘出来的意境就是禅的意境，像风声、水声、树叶飘落声都是佛的声音，描述到这种层度，我觉得他是完全开悟的人。 　　大愿法师：没有！我们来看他的三首诗。 　　第一首：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只是描述人陷在事情里，被事情所纠缠，反而看不清整个事情，是表述一种哲理。 　　第二首：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说明他的解悟，还不是真正的证悟。 　　第三首：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这些文字很优美，好像很有禅意。从理智的层面上，他是真正理解了禅，这是解悟，但不是证悟。 　　禅不是在理性层面能够认识的，不是在感官的世界，也不是在智力的世界，是在悟性的世界、智正觉的世界。苏东坡应该还没有真正达到证悟，但他领悟很深。就像一盏灯没有灯罩，旷野吹来很大的风，灯虽然点亮了，但是一直很闪烁，所以光明是不稳定的，处在飘摇的状态。 　　郭招金：禅宗里有很多公案是他的公案，禅宗不是开悟的人才有公案吗？ 　　大愿法师：在所有禅宗开悟的公案里，他都是失败的例子。禅宗公案不是以败和胜来说明问题，只是说明他的见地没有透脱。比如，他在镇江金山寺跟佛印禅师的公案流传得最多了。 　　他写了一首偈子：“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给佛印禅师看了以后，佛印禅师在后面写了两个字——放屁。苏东坡马上连夜渡江来找师父，师父就哈哈大笑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这说明他不能够真正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照样还是有我相人相，人家一骂就马上火冒三丈了。 　　还有一次，佛印禅师正在说法，苏东坡来得比较晚，没地方坐，两个人开始打禅机。他的师父说：“此地无苏大学士座处。”他说：“既然此地没有我的座处，那就以老和尚的身体作为床座。” 　　老和尚说：“我们来打个赌，如果您输了，就请您把玉带留下来永作金山寺的镇山之宝。您可以把我的身体作为床座，但是四大本空，五阴无我，请问您坐在哪里？”他答不出来，马上就把玉带解下来。现在我们去金山寺可以看到苏东坡的玉带。 　　郭招金：佛门有一篇苏东坡的文章，描述有一天上半夜，苏东坡走路去会张怀民，他俩在中庭散步时，看到月光透过树间照在地上。 　　大愿法师：那是在福建泉州承天寺，那篇短文很著名，描写月光透过树照射下来的美景。他的贡献很大，他的《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也是“三大行书”之一。 　　郭招金：苏东坡还是宋朝的“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名气很大，赵朴初一直练苏东坡体。 　　明朝的李贽很有趣，后来也信佛了，但没有出家，死的时候是76岁，埋在通州。李贽也是明朝的大哲学家，他的《童心说》很著名，从文章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禅宗的。本来他是儒家，后来进了佛门，接受佛教思想后又反过来批评孔子（儒家）。李贽批评孔子时，使用的工具、武器其实是用佛家的东西。比如“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他说在孔子之前，包括尧舜禹时期也没有光明。 　　大愿法师：那您认为他的驳斥站得住脚吗？很明显有逻辑上的漏洞呀！ 　　郭招金：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在明朝末年，他当时还没有接触到西方的东西，但是已经感受到社会己经很沉闷，需要变革。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了一点点的萌芽，新的生产力反映到知识分子的内心，就像李贽会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大愿法师：您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李贽不是批评孔子。明代的统治者不能够敏锐地把握到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力，仍然以孔子的学说作为一个统治工具和权威。他批评的是以孔子学说作为统治工具，不单单是否定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以前的尧舜禹时期并不是没有圣人出来，孔子在教育上的文化普及是有贡献的，但不代表在他之前就没有圣人，这有明显的逻辑漏洞。说白了，他是反对以“孔子”作为道具、权威来恐吓老百姓，执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末流、腐朽的思想。 　　第二个，明代的工商业已经很发达了，中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稳定，抑制和打击商业，实行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统治阶级把老百姓维系在土地上，人口就不会流动，统治起来就容易。资本主义的萌芽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就在一个停滞状态，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南宋虽然只是江南一隅，但从经济角度来说，生产力总和比北宋还要高，比唐朝开元盛世时期还要高，采取的是重视商业，开放海外贸易。广东阳江“南海一号”的沉船被打捞出来，现在建了个博物馆。从“南海一号”沉船史料得知，南宋时期有很多外国商人来中国做贸易，古沉船里有很多陶瓷，如龙泉青瓷、钧窑瓷以及各国的钱币，这些足以证明当时的海外贸易是很发达的，工商业是很繁荣的。虽然说南宋只是偏安一隅，但是当时的繁荣是不可否定的。这是一语贯之的，北宋时期也是支持工商业发展的，在那时工商业发展得已经很兴盛了。 　　到了明朝，朱元璋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倒退。不准老百姓流动，更不允许经商，如果离开家乡去另一个地方要开一个“路引”，可见对老百姓控制得很死，这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利玛窦对明朝是有很多批评的。当时欧洲的耶稣会特别注重向外传播，他们向印度的传播以果阿为据点，向中国的传播先以澳门为口岸，再到两广的总督府——肇庆。利玛窦在肇庆学会中文后，一直北上到北京。利玛窦对中国的批评是：整个明朝社会都是暮气沉沉的。他是基于《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元朝的大都、杭州的繁荣景象，他看后就批评，时间过去了数百年，马可·波罗那时候的繁荣景象跟现在的景象是一样的。欧洲己经有巨大的进步，而中国的整个社会陷入到停滞状态，已经停滞了数百年。 　　李贽提出抨击，社会陷入到停滞状态，国家政权还要“重农抑商”。商人赚了钱以后，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不是用于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回到家乡购买良田、广建豪宅，吃喝玩乐。明代之所以小说很兴盛，跟市井风气也有关系，整个社会进入到一种奢靡的状态，而不是生产力很有活力的状态。 　　我们从文字表面来看，看到的是对儒家权威的否定，对孔子权威的否定，包括《焚书》《续焚书》，后来受到统治者的打击都是基于这个。我们如果分析社会历史背景就知道，跟当时的社会结构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关系。 　　郭招金：从文化上来讲，范文澜也是大的历史学家，他当时在延安没有参考书也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很不简单！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和推荐，在40年代到70年代，基本上每个干部人手一册。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对佛教是完全否定的，骂得很狠。 　　我读过他的书，觉得很奇怪，别人骂佛教可以理解，他是大学问家来批评佛教都没有骂到点子上。“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跟周建人对这件事表示忏悔，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因此周建人特意写信给赵朴初说这件事，把事情都讲清楚了。赵朴初在写《佛教常识答问》时特别讲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替范文澜表示忏悔，表示他的东西写得不对。到80年代后就不看这本书了，之前很多人都在看。 　　大愿法师：我没有怎么注意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不清楚他有哪些观点。 　　郭招金：佛教进入藏地以后，藏传佛教是不是跟汉地一样也形成很多宗派？ 　　大愿法师：是的。最早传入进来的是以莲花生大士为代表形成的宁玛派（红教），也称为旧宗派。在前弘期，“朗达玛灭佛”就像中国汉地的“三武一宗灭佛”一样，他认为佛教在藏地的传播己威胁到统治，所以要灭掉佛教。在灭佛之后，隔了很多年都没有佛教，后来请阿底峡尊者进藏，称为后弘期。后弘期形成了噶当派，噶当派之后也形成了很多派别，像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等等，最晚形成的是明代的格鲁派。藏传佛教四大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噶当派后来渐渐地全部都融入到格鲁派了。 　　郭招金：南传佛教是不是也分那么多宗派？ 　　大愿法师：南传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主要是局限在云南景洪市西双版纳这一带，也会有一些小派别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两派：一派是法相应部派，对戒律要求很严格；另一派是大部派，比较大众化一点。他们主要受中南半岛的南传佛教国家的影响比较大一点，自身的影响力不是很大。 　　郭招金：斯里兰卡的宗教有这么多宗派吗？ 　　大愿法师：也有很多。斯里兰卡影响力大的主要是三派：大寺派、无畏山寺派（接喜派）、抵多林寺派（南寺派），小的支派有很多。 　　郭招金：佛教这么多宗派的产生，可能是当时有大德诞生才会产生宗派。在传承的过程中，老百姓对宗派是不感兴趣的，也搞不清楚，只知道建了庙就是佛。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个人认为很多宗派都传不下去。 　　大愿法师：事实上也是如此。宗派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某些大德对某一部经、某一部论有独到的见地，或者是对“无我”的证入有粗、细、高、低，产生见解上的分歧而形成宗派。 　　原始佛教时期的《异部宗轮论》把佛教分为两派：一派是大众部，一派是上座部。对戒律要求严格的是上座部；大众部对年轻比丘们的戒律不太严格，戒律条款也没有太多。后来这两派又分裂成十八派，合起来就变成二十派，在《异部宗轮论》里有完整的记载。事实上并不是全部都流传下来，不断地又发展、变异。 　　我同意您的观点，宗派的形成或者是基于见地，或者基于戒律上的微细戒，这是佛教内部很专业的问题，老百姓是不感兴趣的。
　　六、佛法、佛教和佛教文化
　　六、佛法、佛教和佛教文化 　　大愿法师：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全球化的时代中，我们是鼓励佛教在各国发展，形成自己的宗派。只有在各国的文化土壤、文化氛围、文化底蕴之中，走出自己文化特色的修证道路，才表示佛教的传播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我们要分清楚“佛法”“佛教”和“佛教文化”这三个词的差异。 　　在佛法的层面，不管你认不认识到“法”，不管认识的人多还是少，“法”就是真理，亘古如是，一直在那里。其实就是我们内心觉醒的程度，内心彻底觉醒过来。不管现在成佛也好，一百年前成佛也好，一千年前成佛也好，悟到的真理一定是一样的，不然就不是真正的真理。 　　在“佛教”的层面，“教”有世俗谛的成分在里面。佛教作为一个宗教，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必然有繁荣兴盛或者衰落的时候，有香火鼎盛或者香火清冷的时候，影响力有强或者弱的时候，要遵循世间成、住、坏、空的规律存在。 　　在“佛教文化”的层面，赵朴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是“佛教是文化”，他说这个论断不是他发明的，源头是出自李云桥的回忆录。 　　临近解放的时候，毛泽东驻扎在五台山，李云桥当时做卫士长。毛泽东带着李云桥说：“走，今天有空，我们上五台山看庙去。”李云桥说：“封建迷信，有什么好看的！”毛泽东批评他说：“你太狭隘了，佛教是文化……”由此就有了著名的论断——“佛教是文化”。 　　当时赵朴初这样说是有应机性在里面的，其实佛教不仅仅是文化！如果佛教仅仅是文化就没有很大的价值。“佛法”像船一样，“佛教文化”像水一样。如果没有船就没有运载人脱离痛苦、走向涅槃彼岸的功能，佛教文化是水，水只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没有让人脱苦的作用。 　　准确的表达是：佛教文化犹如水，佛法犹如船，水涨船高。佛教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必然有一部分人能够提高对佛法的认识和修证，能够超出轮回登彼岸，能够内心觉醒，获得永恒的快乐。当我们脱离不正确的见解而得到正确的见解，能够真正证得诸法无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由烦恼的源头变成快乐的源头，这样就是佛法殊胜的意义。 　　郭招金：禅宗最早要追溯到《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经文是“尔时如来。坐此宝座。受此莲华。无说无言。但拈莲华。入大会中。八万四千人天时大众。皆止默然。于时长老摩诃迦叶。见佛拈华示众佛事。即今廓然。破颜微笑。佛即告言。是也。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总持任持。凡夫成佛”。这一段用通俗的话怎么解释，怎么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来描述禅宗的传承源头？ 　　大愿法师：佛法，尤其是禅的心法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述的。因为语言是相对法，在智力世界的层面，语言、文字是有范畴的，而我们明心见性后，是在悟性认识的层面。我们认识世界无非是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悟性认识和自性认识，如果用理性认识的语言来描述悟性认识的状态是描述不了的。 　　释迦牟尼佛没有说话，只是把大梵天王进献的金婆罗花拈起来。拈起来以后，大家不知道佛陀想表达什么。唯有大迦叶尊者内心的能量、智慧力都很饱满了，一看就明白佛陀表达的是生命本源的活力。意思是：释迦牟尼佛能够拈花的力量背后是什么，大众能够看的背后是什么，大迦叶尊者能够破颜一笑的背后是什么，都是生命本源的妙用，佛教里称为般若德。打个比方，现在我能说话，不要执着于我说的话，我能说话的背后是什么，您能够听的背后是什么。释迦牟尼佛表达的是背后这个东西。释迦牟尼佛的心法就这样子传下来了。 　　有一个公案，唐末五代时期的荆南节度使成讷，有一天到云居山供佛斋僧，他想解决一个心头的疑惑。他信佛，但是总以为：禅宗这么玄妙，释迦牟尼佛拈下花，大迦叶笑一笑就传下来了？是不是他们师徒俩私底下还有什么秘密的法先传授了？凡夫总是会想多——妄想。他不死心就专门跑去供斋，然后问云居山真如寺的方丈道膺禅师，说：“请问什么是‘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到底释迦牟尼佛有什么秘密心法另外传给迦叶了？”道膺禅师沉默了一下，突然叫他：“成尚书。”成讷马上回答：“弟子在。”然后静默片刻，道膺禅师再问他：“会吗？”他说：“不会。”道膺禅师就讲：“汝若会就是‘迦叶不覆藏’，汝若不会就是‘世尊有密语’。” 　　我叫您一句某某，您一答应。我能够叫您某某的背后、您能够答应的背后是生命的觉性、生命的活力、生命的觉知力。您能够听得懂我的话、能够马上应答的背后，不在语言、文字上执着，就看到背后的力量、能量、智慧。我们能说、能听、能够应答背后的智慧力才是我们的觉性，才是关键，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领悟。 　　为了防止我们执着，禅宗的祖师总是告诉我们“就是那个”，没有说是什么。因为你说什么，他就执着于什么。你说“无我”，他就认为是没有我。你说“无念”，他就认为是没有念头，其实是不要执着于念头。后来有一位禅师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记载这件事情：“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满城流水香。” 　　郭招金：说得很清楚！您不说，我根本就理解不了！达摩祖师的话“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开始就是“不立文字”，没有“不离文字”，这是什么时候加进去的？“教外别传”的含义是什么？ 　　大愿法师：“不立文字”也好，“不离文字”也好，后面半句话有与没有都不重要，关键是不否定也不肯定，不是要么就肯定、要么就否定的状态，而是文字之前的那个是什么。“不立文字”是指不要执着于现在的文字，在文字出现以前的那个是什么，这个才是禅。 　　再举个例子。在安徽桐城的投子山，有位开悟的大德叫大同禅师，有一位禅和子去向他请法。那时候的出家人很了不起、很用功，那位禅和子能够死下心一直把《大藏经》看完，但是他看完以后觉得很失望，整个三藏十二部不过就是五时八教，没有发现很奇特、很秘密、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跑去请问大同禅师：“一大藏教之外，还有奇特事在吗？”大同禅师回答说：“有，在《大藏经》诞生之前的那个。《大藏经》就从那里面流出来的，那个才是奇特事。”“不立文字”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们现在用文字能够表述出来，己经过了很多道。一个人首先要悟到，悟到以后要表达出来，记录下来才成为文字。在文字形成以前，他当时悟到的一刹那、悟到的那个是什么才是关键，“不立文字”在那个地方。不然的话，一头牛过去了，你来拉牛的尾巴，那早就已经不是了。
　　七、禅宗中的“悟”
　　七、禅宗中的“悟” 　　郭招金：禅宗在发展的过程中有顿悟法、渐悟法。从世俗的理解，佛祖也是渐悟的。佛祖出家多年后，在菩提树下才顿悟，也有一个过程。禅宗的二祖到五祖好像也是渐悟的，后来的惠能禅师是顿悟的。从惠能禅师以后的禅师，实际上也是渐悟的。顿悟在历史上是少数，渐悟是多数。为什么顿悟的会消失，渐悟的成主流呢？ 　　大愿法师：如果从相上来看，所有人都是渐悟，不过有快有慢，没有谁不是渐悟，包括惠能大师在内。如果从心性上来看，他那个质的飞跃一刹那就叫顿悟。六祖大师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就顿悟的，他之前也经过了漫长的时期。他给客人送柴火到新兴的旅店，听到客商念《金刚经》就有所悟入。后来又在黄梅舂米八个月，才写出“呈心偈”。 　　如果从性上和内心的觉醒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错误的观念里面，不仅仅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执着于有一个“我”，佛陀证得诸法无我。我们一直活在自己错误的观念里面，这个观念让我们痛苦、烦恼，让我们流转生死。当你的观念突然发生质的飞跃时，原有的错误观念马上就土崩瓦解了，就像冰雪融化一样，一瞬间所有的错误观念都消解了。消解以后，我们本具的明明了了的真心智慧光明透出来。每一个悟道的人都有这一瞬间，由无明系统、迷惑系统跳入到明觉系统。这是突然一跳，不是连续性的。前面都在一直修，看起来好像在渐修，渐渐地烦恼越来越少，但照样在迷惑系统里面。这突然一跳就像临门一脚一样，马上跳到明觉系统来，错误观念土崩瓦解的那一瞬间称之为顿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是顿悟，所有的圣人都有顿悟的一刹那，大乘里称之为见道、登地，小乘里称之为须陀洹果——预入圣人之流。每一位修行人有悟道、见道的时候都有这一刹那，都叫顿悟，因为他彻底地改观了。所以最重要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世界观；不是世界让我们痛苦，而是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痛苦。 　　关于“不立文字”“不离文字”，达摩祖师临走之前的一个公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在《景德传灯录》上有明确的记载。达摩祖师有四个弟子——道副、总持、道育、慧可，祖师临走之前把四大弟子都叫过来说：“你们跟随我修禅这么多年了，说说你们的领悟吧！”道副先说：“如我的领悟，禅是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达摩祖师说：“汝得吾皮。”（你得到我的表皮）。这个时候，总持（她是南北朝的公主）就站起来说：“如我所见，犹如庆喜见阿閦佛国，一见永不复见。”祖师说：“汝得吾肉。”(你得到我的肉）。慧可不说话，站起来顶礼三拜，然后归原位。达摩祖师就很赞叹说：“汝得吾髓。”（你得到我的骨髓）。你得到我最精华、最内核、最本源、最本质的禅法，是不用语言，直接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觉性。 　　从相上来看，渐悟和顿悟都有一个过程。道副的“不执文字、不离文字”很浅吗？虽然是得到表皮，但很多人是从表皮而入的。如果没有文字、言说，很多人更加搞不明白禅是什么，他是由浅的渐渐深入的过程。 　　郭招金：神秀禅师在北方还是很受尊重的，武则天很尊重他，(史书记载，武则天拜神秀为国师）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他悟道了没有？ 　　大愿法师：当然！神秀禅师大彻大悟肯定比惠能大师要晚，最后的一跳要晚很多。在《坛经》里可以看得很明显，他患得患失、精神恍惚的状态。他后面肯定也是有悟的。他是很有影响力的，不单单是武则天时代很受尊重，后来的唐中宗等等对他也是很尊重的。而且不单单是他，他的弟子如普寂禅师也照样是“两京法主，三帝国师”。 　　从历史上来看，惠能大师虽然得到了祖师的衣钵，得到了五祖的认可，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北宗神秀的弘法影响力是占主导地位的。无论是朝廷，还是士大夫、民众，都认为他是最有影响力的。惠能大师不过是偏在岭南一隅，有一点影响力而已。这是第一个关键点。 　　第二个关键点，真正的变化来自于神会大师。唐玄宗天宝年间发生了“安史之乱”，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安史之乱”经历了八年，朝廷的财力各方面都很困难。神会大师在河南的滑台举行大会，给出家人剃度授戒，收来的戒费全部给朝廷作为军费来平定叛乱。当时的唐德宗觉得神会禅师对国家的稳定有很大贡献，就下令封神会禅师为七祖。当然，他的师父就必须要追封为六袓了。 　　在朝廷政权的层面承认六祖，是在六祖大师涅槃以后，神会禅师在滑台举行无遮大会以后，这是借助世俗政权之力。在教内的认可是来自于五祖弘忍禅师。在那之后，北宗的影响力才开始越来越小，而南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渐渐地成为主流。 　　在普寂国师（神秀禅师的弟子）的时期，他是“两京法主，三帝国师”，还发生过很有冲击力的事情。北方很多信徒，包括官员在内都认为《六祖坛经》是邪魔外道乱说的妖书，把它全部搜集起来烧掉，大火烧了很多天，这就很激烈了，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第三点就牵涉到教义上的差异了。从达摩祖师一直到神秀禅师这一系叫楞伽宗，以《楞伽经》来印心，《楞伽经》主要讲如来藏思想。不单单是到神秀禅师和普寂禅师，普寂禅师之后还有弟子专门写过《楞伽师资记》，记录着历代的传承祖师。他们把神秀禅师、普寂禅师也列为祖师，这样一直流传。惠能大师改为以《金刚经》来印心，主要讲的是般若空性思想。所以是教理上的差异，一个是如来藏思想，一个是般若空性思想。 　　郭招金：神秀禅师的北宗禅没有传下来吗？ 　　大愿法师：他的楞伽宗后来越来越萎缩了。 　　郭招金：“一花开五叶”是惠能禅师传下去的吗？ 　　大愿法师：都是惠能禅师的南宗禅传下去的。北传的传了几代就没有了，基本上消亡了。 　　郭招金：任何一种信仰的信众都是分不同层次的，有的是深层次坚定的信仰，有的只是浅层次的信仰，佛教也如此。对普通信众来说，他们仍然认为，禅就像一轮清冷的明月挂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我们经常说参禅呀，开悟呀，不知开悟是一种怎样状态？真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凡夫登不上那座高峰，也想领略那峰顶奇妙的风景。您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出开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大愿法师：最简单的一个表述就是：从错误的观念之中解脱出来了。把错误的观念转为正确的观念、见解——正见，比如证得“诸法无我”以后，心再也不被环境所动摇，再也不受别人的影响，内在永远不断地涌现出快乐来，这样描述为开悟。如果要说个人开悟的经验，可以说得很玄妙，内在气、脉、明点怎么变化，身心怎么变化……那些似乎不重要，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去验证是真的还是假的。 　　郭招金：只有禅修能达到开悟，从别的路会上不去，是吗？ 　　大愿法师：不是的。最通俗、最简单地说，只要内在觉醒了，一切都可以成为开悟的机会，不是一定要通过禅修。 　　灵云禅师是通过看桃花而开悟的；唐代有一位比丘尼是看梅花而开悟的，她有开悟偈子“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己十分”；香严禅师给南阳慧忠国师看塔，在挖地时拿着瓦片抛出去，瓦片打在竹子上“嘣”地一响，他就开悟了；有一些人是去卫生间大便，突然间听到“咚”一响就开悟的……只要我们内在一直保持觉知、正念，对一切都不执着，任何一个因缘都会导致我们开悟。总而言之，不被外在的环境所逼迫，自主性张发出来，很心甘情愿、很欢喜地做事情。我们的显现虽然是这么小，但可以扩大我们的存在。 　　打个牵涉到发愿和回向问题的比方，一个环卫工人，一个月工资才1500元，如果他是迫于生计天天来扫大街，内心很不舒服、很不自由；如果他心念一转去发愿：“愿所有走在我扫过的道路的人都能够欢喜自在，人生道路很宽广，都能走向幸福、解脱。”有这个念头的变化时，他就不局限于这个一百多斤、靠1500元来养家的“我”了，而是有更大的存在。他想着整个法界、所有众生，“只要有人从我这里走过，我都给他美好的祝愿”。当下他心境开阔了，他的自主心强了。他不是被生计所迫来扫马路，而是心甘情愿地为众生服务。念头一转一发愿，马上就变成将来有机会开悟的因缘，能够一直这样保持，有一天他就会悟入。你只要发愿，一切事情都可以成为将来因缘成熟能够开悟的机会。扩大我们心量的存在是基础，这是最通俗的解说。 　　郭招金：我去丽江旅游，发现丽江有个木府，过去是土司衙门，有着行政权力。雍正年代改土归流之后，当地民族的世袭还在，但是没有权力了。没有权力之后，他们开始研究禅宗，我在那里看到有留下一张字条，写了三个字“听花语”——听花在讲话，我觉得他们已经进入佛门了。 　　大愿法师：进入佛门是肯定的。木府是纳西族，他们的原始信仰是东巴教。木府土司研究佛教、研究禅是可能的，他们能听到花所表达的意思，“万物静观皆自得”，有解悟，并不代表一定是开悟了。 　　郭招金：许嘉璐认为现在真正通达佛理的法师不多，但我认为很多人都通了，您就已经非常通了。比如楼宇烈，我听过他几次讲话，在对生活的态度上他已经讲出点东西，已经不在一般人的层次，他虽然不在佛门里，但他对佛理应该是通的。 　　大愿法师：肯定有一部分的法师、学者是通达佛理的。有很多法师把原来错误的认识和观点转化过来了，由此人生很豁达，生活得很开心，时时刻刻内心有法喜。关于许嘉璐先生的评判，如果他只是从理论、语言学或者某一些专业的角度来看，那有可能。比方说对于星云法师的评判，法师主要是在事功上，弘法遍于五大洲，他接引众生也说得比较浅白易懂。如果从专业术语的角度来看，可能有些不太足，这不奇怪。到此，非常感谢郭社长，提问的跨度特别大、很有张力，如果一个话题没有张力，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就很沉闷了！